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看到的一个线索：

所有这些证据都已经表明，西周中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西周国家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国内的政治体制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暴露出明显的混乱和衰落迹象。当然，这一时期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除了这里作为王权衰微的证据来分析的政治变化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同样出现了变化。对艺术史家而言，无论是从青铜器装饰方面抑或其功能来看，这个时期都代表着一次彻底的转变，有人称其为“礼制革命”或“礼制改革”。[1]

更加直观的变化是西周中期早段流行的各式各样的鸟纹为更抽象和线条更粗犷的构图所代替，亦即几何纹饰。[2]

在青铜器的用途方面，特别是在随葬的礼制关系上，西周中期末，至少在陕西的中部，一种较大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以酒器为中心的随葬铜器的传统组合逐渐被一种基本上不见酒器的新组合所代替。[3]

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8-119页。

按：罗森的论文大陆不太好找，只好看《剑桥先秦史》中的部分。罗森没有写过Western Zhou History，就是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罗泰的论文还好找到了。他们确如李峰所说是从艺术史角度去研究问题。西周的“礼制变革”在西周中期已开始了。这可以参看陈公柔和张长寿对兽面纹的研究。罗泰说在西周晚期，则太晚了。李峰的《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见《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第383-419页。

按图索骥找到了罗泰的中文论文《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pp.651-676），粗粗地看了一遍。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具体地谈到礼制改革问题，而是主要讲座微氏家族铜器的断代。罗泰的想法是，从微氏家族铜器的风格来看，興（此字有“疒”字头，为方便暂写作“興”）制作的铜器种类和风格较前辈不同，如簋腹部的竖线纹、壶的波带纹，器类上多了盨、簠，还有两套“西周晚期”（晚期是罗泰的看法，故打了引号）的编钟。这种变化发生在興和其父墙之间，即“中晚期之际”。但罗泰此种看法的前提，是把興放到西周晚期，这和李学勤将興定在孝、夷世不同。于是他从興钟上的“高祖辛公”、“亚祖”上入手做出文章，把高祖说成是始祖（罗泰文中称“命氏立族者”），把亚祖说成祖辛。同时，他还认为墙盘铭中来见武王的“烈祖”很可能指好几个祖先。

按：2003年发现的杨家村窖藏，基本可以消除罗泰的这个争论，从逨盘铭文来看，逨的好几个远祖都称为“高祖”，不必强调是始祖之称呼。把墙盘铭中的“烈祖”想像成好几位祖先，更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墙、興之际发生的礼制变化的确是事实，这个时代定在西周中期后段是比较合适的。

Rawson的研究，看来在西方研究青铜器的圈子中，很受重视。但是她的书不好找，也许考古所有，还是先看剑桥史中她写的部分吧。

杨宽《西周史》现在看来，确是静态的研究，没有谈到中期礼制变革的问题。许倬云的书不知有没有涉及。

柿沼阳平《殷周时代的贝币文化的“记忆”》提供的线索：

柿沼博士虽然很年轻，但是史才和史识都很不错。他的文章原名是《殷周時代にわける寶貝文化とその“記憶”》[4]（我译成《殷周时代的重贝文化及其“记忆”》吧柿昭本人倾向于译为《殷周时代的海贝文化及其“记忆”》，因为“宝贝”或“贝币”都不太合适），译成汉语时拆成两篇，我引的是汉译的第二篇。柿沼研究了商周“赐贝金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即这类金文中父称中多有日名，且多带族徽，他于是命之为“殷系人”的金文。这个发现，如果承认张懋镕提出的周人不用日名说和周人不用族徽说的话（凡事不可绝对，张先生所说的一般原则），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柿沼在文中指出，西周中期後半（即林巳奈夫的“西周IIB期”）之后，赐贝金文大大减少，而册命金文激增。且白川静讲到此时正好是反映殷以来的神权政治的“作册”系诸官衰退，取而代之“史”逐渐抬头的时期。[5]

按：柿沼的研究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西周中期後段以後，礼制上殷文化退让于周人文化的趋势。虽然李峰认为，西周中期以後，王朝开始显示衰落之象，但实际上从礼制和政治制度上看，这个时期反而正是周人文化建设现出成效的阶段。此後，古老的殷文化在西周贵族社会中即使是徒具其表也难以做不到了。

问题是，现象很明显，但其後是什么人，又是如何推动了这一变革，真是很难说清楚。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提出的“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

罗森的主要观点，可以在《剑桥先秦史》的“西周考古”一部分中找到。她在“西周后期”一部分中单独写了“礼制革命”。我想还是把这部分翻译出来。

笔者在上述章节已论证在西周中期（公元前10世纪）铜器和玉器的形制有显著变化，并牵涉礼制和墓葬制度，乃至宗教信仰。从茹家庄、扶风黄堆、沣西的墓葬材料可以看出，这次影响深远的变革所涉及的范围：出现一些新的青铜礼器，南方的铜钟进入中原，整部马车或其部件殉于墓内而不是放置于单独的车马坑里，墓葬中玉器及玉制饰品增多。译者按：马车殉葬于车马坑抑或置于墓中，是否西周中期礼制变革的一个反映，还需进一步考察。以上章节已论证很多变革用了超过50到100年的时间得以完成。但是，在今天西安附近的西周都城，这些变化（特别是礼器形制）却好像在短时间内实现，变革成为制度，罕见例外。一种铜器组合基本转变为另一种铜器组合，这促使笔者称之为“礼器革命”。这一变革有时代在夷、孝、懿王之世，从公元前899/97至858年。

已知墓葬（窖藏）材料中没有两种风格混合的现象，即以上章节描述过的那些（种类的）西周中期铜器，比如有光滑圆转的外形，有鸟纹，或裘卫组器去繁趋简的风格；及本章开头插图中（图6.6）微伯疒兴组器所见西周后期铜器上的粗线条装饰。译者按：疒兴组器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距笔者所谓“变革”时代最近的茹家庄墓葬，包含西周中期礼器的各种器型，既有简单风格的铜器组，又有外来风格的器物。这种混和现象似是地方因素偶然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中央变革的影响。

周原扶风县强家村的一个墓葬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图6.26）译者按：即1981强家M1。此墓整体结构具有西周特色，有层级墓穴，其中心位置有一棺，一组礼器放置在二层台上。墓中的器物组合和玉饰与较早的墓很不相同，即使和弓鱼国墓随葬品相比也有差异，当然和西周中期早段墓（如出伯冬戈器的墓）随葬品也不相同参见《文博》1987.4：5-20。强家村的铜礼器可分如下几小类：4个体积依次变小的鼎，4个相同的鬲，4个相同的簋。鬲和簋都有着新风格（依据陶器形态制作)，反映了从茹家庄墓葬开始出现的变革。还有一对大铜壶，堪称另一项革新。它们和铜簋一样，是很结实的器物，比此前的同类器物要重得多，需要好几个人才合作能抬到坚固的祭台上，以供展示之用。在强家村墓葬里，也有一些旧式器物，如一个小的双耳簋。但它看上去不起眼，很难想像会和新式簋一起使用。它可能作为过去的遗物而置于墓中，以纪念其从前的主人，就像其他一些墓葬中也随葬有古物一样。此墓反映的礼制变化似乎相当彻底。这个墓里还出土了一批做工复杂的玛瑙珠、玉版串饰，也不见于较早的墓葬强家村墓葬在周原的召陈村展览，但还没有全部公布。井叔墓出土有一批玉器，精致程度不及强家墓葬，但可参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二十九号 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纪念》（北京：科学，1993），第188页，155号。在强家墓葬落成的时代（大致即本章所述从西周中期向晚期转变之时），墓葬制度、礼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随即反映在铜器和玉器的制作上。

扶风庄白1号青铜礼器窖藏把这些变化展示得尤为明显：到了微伯疒兴这一代，铜器组合突然出现了新形式（图6.6）。大多数商式酒器（如爵、觚、斝、方彝、觥）已使用得越来越少，到此时则彻底消失。在同时代的周人弃用商式铜器後，微史家族似乎仍长期虔诚地保留了一些商式铜器，但到了微伯疒兴这一代，他们也改变这一传统。与此同时，周人通常使用的酒器（如卣和尊），也突然转变为个体很大的酒器（主要是壶）。即此时，和酒有关的礼仪都要用到铜壶了。

鼎和簋等食器，在礼仪中的角色也发生变化。在较早时候，不同形制和纹饰的食器可以一起使用，此时则倾向于使用形制相同的铜器译者按：原文用tripod似指鼎，又用basin一词，意思是盆，让人有点糊涂，这些同样的铜器可以看成一个亚群。这些铜器上铸造着相同铭文，如微伯疒兴簋。器形和铭文的普遍雷同，和较早铜器的多样性相比，完全不同。上面讨论过西周的前两个时期，即西周早、中期，那时相同的铭文似只铸造上相互匹配的铜器上，如豐卣和豐尊（图6.1c-d），但它们一般有不同的用途。新式铜器的造型通常十分简单，和商代与西周早期的工艺水平相比还显得粗糙，但成排的鼎、簋放置上光线昏暗的宗庙里应是非常壮观。下文将论述这些器群昭示主人有着特殊的地位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期第84-98页（上），1979年1期第83-96（下）又，李学勤著、张光直译：《东周与秦代文明》（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第461-462页，有段讨论徵引了《公羊传》卷四7a何休注（桓2）。为什么在西周晚期铜器已有这种社会功能，还不得而知。但成组铸造器形、纹饰简单又相同的坚固铜器，或许是显示器主的重要身份。而且，铜器铸造成一个样子，对于衡量个人财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简易的做法。因此，鼎、簋形制的变化，使它们更易成为衡量财富增长的砝码，也成为器主地位的标志。

鬲、豆、盨，过去多为陶、漆、竹制，此时也通常用青铜铸造。这种变化背後的动机还不知晓。推测当时参与祭礼的卜祝及其主人希望用这些器物增加青铜礼器的种类。这些器物已有很长的使用史（特别是在周人生活之中），但较早时候它们还未纳入铜器铸造之列参见罗森对青铜以外其他材料器物来源的讨论，见《赛克勒氏藏西周青铜器》第1卷第105-113页。

最後要提及的新器种是钟。如上所述，钟可能经陕西西部的路线由南面传入陕西。经过50年或更多时间，到了微伯疒兴的时代，外来的钟被引进并列入青铜礼器之中。也就是说，此时已接受外来器种。钟给礼制加入了新的因素，即音乐。虽然殷墟墓葬中也偶有钟出土，但目前还说不清楚在西周中期后段之前的陕西都邑中它们有何种用途？那时，它们似乎并非必要。在礼器中增加钟，和加入其他各种奏乐器物一样，大概是让礼制与早些时候大不相同参见罗森对西周晚期青铜钟来源于南方及通过陕西路线传入之可能性的讨论，见《赛克勒氏藏西周青铜器》第2卷第123-129号。

上述青铜礼器及钟并不仅是与西周中期前段的铜器（如扶风县强家M19或冬戈墓出土铜器）组合不同那么简单，那些较早铜器的器主所实行的相关礼仪也不会同于新铜器的器主，因为仅从新铜器的重量上看，就知道它们难以抬动。事实上，礼制的可见影响也很有可能被转型译者按：这句很难懂，原作the visual effects of the rites were also likely to have been transformed。微伯疒兴组器中坚固沉重的鼎、簋，与宝鸡纸坊头M13出土的富于变化的铜器（图6.12）相比，其影响不会相同。而且，程式化、雷同制造的青铜鬲、豆、盨与此前用其他材料（如陶、竹等）制作的同类器相比，视觉和整体感觉也肯定不同。新器种和钟展现的画面、应其用途而产生的行为、以及伴随而来的音乐，都反映了礼制上的变化。对礼制作一些新的阐释，看似很有可能。这种转变或许不能简单视为风尚所致。

新的礼器组合反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观，这和过去的铜器组合背後也有某种意识一样。例如，礼器有更大的体积，相对来说更规整，再加上钟乐的使用，使我们推测当时的礼仪重视器物重量和音乐，这或出于现时世界中参加仪式的人们的需要，或出于祖先和神灵的索求。铜器数量和形制十分规范，表明当时对某种秩序的需求，而这种秩序要比此前礼制系统更为明晰。显示社会地位的方式也变化了，即从关注礼器的工艺水准和多样化，转变为展现礼器的重量、数量和规整。如果当时的铜器制作规范清楚详细，或许反映着周人欲通过礼制维护社会秩序的热情（这种秩序相对不变）。西周早期铜器形制似乎随着时间而演变（以十年计），西周中期铜器也至少在表面设计的质量quality of surface design方面有所变化，但西周晚期铜器则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形制，在100多年的使用时间里，不管哪位器主，也不管何地，铜器的变化微乎其微。那时中央对礼制似乎有很强的控制力。

相应的，铜器铭文似乎也没有变化，在表述事类、内容和字体这几个方面好像有统一的模本一样。如上所述，此时铭文字体似乎仍很依赖早期书写形式，故有一种复古倾向。复古迹象从某些器形中亦可看出来，如方座簋。看来这种“对过去的兴趣”一方面在于复制古老的器形和字体，一方面在于收集历史更久的铜器and second in the collection of older bronzes。有铭青铜器基本出于窖藏，是其特色。那些时代较晚、在此讨论的铜器，铭文书写得漂亮但内容却是套话。当然，也有些窖藏青铜器有其独特的内容，如庄白1号窖藏史墙盘和董家村窖藏裘卫诸器。

有铭青铜器窖藏反映的秩序和组织，首先见于陕西，在此处也最为典型。大多数窖藏青铜器制作于此，而且如本章开头所说，大多数窖藏发现于周原。这些窖藏的主要特征是，通常包含鼎、簋组合，这两种铜器在各种礼仪场合不可或缺。因此，岐山县董家村和西安附近的张家坡的窖藏均出土有大型铜器群董家村窖藏见《文物》1976年5期第26-44页，张家坡窖藏见考古所编《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文物，1965年）。但在西周都城丰镐地区，则罕见与周原青铜器窖藏类似的遗迹，或许祖庙多建在周原而非在都城。还有一种概率很小的可能性：居住在都城的周人与在周原的族人相比，更有戒备心，得以携带铜器一起逃跑。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周人带着一定数量的西周早期铜器东迁译者按：原文即作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s，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西周早期铜器”而非“晚期铜器”，难道是罗森的笔误。例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前八世纪）随葬有许多古老的玉器，铜器方面则只有复制品罗森原注：复制铜器指其形态徒具古老的风格，而没有所模仿原器的用途，是为了充实随葬品而制作，其目的是沿袭早期或祖先的礼俗。译者按：明器？由此可见，重要的青铜礼器被留在原地。

当周人东迁时，他们将铜器埋藏于窖穴之中，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实实在在的财富。铸造铜器的青铜当然是昂贵的。周人显然不想看到这么一大批资源落入敌人之手。但是铜器上的铭文说明它们还有着特殊的价值。那些早于主要窖藏青铜器的有铭器物也可证实这一看法。事实上，窖藏就是妥善保护的档案库，因为铭文中有重要的历史记录。此後在中国其他地区，有铭青铜器则少有埋藏。因此，西周有铭铜器没有被带到东方，或者说即使逃跑的周人携带了类似铜器，它们后来也丢失或被熔重铸了。在以後几个世纪，有铭青铜器相对罕见。

西周晚期铜器体型通常很大，说明当时有充足的财富铸造大器物。有几个很大的鼎令人印象深刻，如强家村一坑出土的师【才食丮】音在鼎、大盂鼎译者按：这个年代比较早，康王时期，罗森搞错了吧、大克鼎，以及眉县杨家村大鼎。然而，这些铜器很少随葬在墓中。如沣西的西周晚期墓葬，好像就没有出土铜器。另外，在陕西以外地区，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发现过西周晚期的大型青铜器群。这一看法并绝对，主要例外是山西南部侯马附近的晋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河南和山东也出土有西周青铜器。但大多数因有一些西周晚期器物而被定在西周晚期的墓葬，其断代或许应定在东周早期。

译完了罗森“礼制革命”的大一段文字，感觉她所说或许有些道理，但触动也不是很大。她所用材料现在看来要补充，在叙述上也偶有不准确的地方，她喜欢用seem，这没有错，但文风不是很严密则是个问题。感觉她和张懋镕的研究有类似之处，都注重青铜器器形；另外也具备西方学者所长的动态分析方法，善于构架理论。翻译很费时间，可是不一点点的翻译，就不可能了解她写作的细节。我想，她当初写书的时候，一定也碰到过不太明白的问题，也有略微急躁的时候吧。

和国内现有的西周考古概论相比，罗森的研究还是更细致，并有独到见解，可以说是略胜一筹。

[1] Jessica Rawson罗森, “Statesma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1989), pp. 89-93;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pp.433-440. 另见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1997），第651-675页；Late Western Zhou Taste, Etudes Chinoises 18 (1999), pp.155-164.应当注意的是，罗森将这一变化定在了西周中期范围内，具体讲即是懿王、孝王、夷王时期，从公元前899/897至858年。而罗泰则坚持称之为“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他认为这次改革发生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见Rawson, Western Zhou History, p.434; 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 pp.150-151; 特别注意第151页注4。

[2] 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 pp.155-174.

[3]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p.102. 在考古学上对这一现象更早的观察，见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1981），第62-63页；李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第392页。

[4] 工藤元男、李成市编《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雄山閣，2009年3月，4-46页。

[5] 白川静：《作册考》，《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平凡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