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兄讀《左傳》熱情很高，老貧兄也勸我好好讀此書。本來很想讀讀《尚書》，但商書、周書中誥、誓居多，篇數有限，在時代分布上又極為不均，以周書而言，基本都是西周早期所作，且大半又在武成兩世，欲從中發掘周代史事和制度，徒嘆文獻不足。這麼一想，還是讀《左傳》收效顯著些。

這兩天上午各抽一小時讀上海古籍版的《春秋經傳集解》（這個版本是簡體字，是個缺點），目的是看杜預的注。讀後有些問題，暫記於此，備忘。寫劄記很花時間，故只好先寫隱公元年，以後有空時再一年一年地寫下去罷。

《左傳》春秋十二公，張政烺先生說是取天之大數，和秦公鎛稱“十有二公”一樣。這十二公從前記了多次，也不牢固。記憶最好的方法是反覆，還是按“隱11、桓18、莊32、閔2、僖33、文18、宣18、成18、襄31、昭32、定15、哀27”這樣的順口溜死背下來罷。從在位時間看，閔太短、隱較短，其他各公還都在15年以上，乃至30餘年。魯國國勢還算是相對平穩。

春秋國君稱公，已很普遍。與西周時期諸侯普遍稱侯形成鮮明對比。1998年平頂山應侯墓地M8出土之應公鼎（應，武之穆也），作器者自稱“應公”，時代在兩周之際。而西周時代，王室卿士（執政大臣）方可稱“公”、“伯”（絕不稱“侯”），如“周公”（入春秋亦稱“周公”）、“明公”（也是“周公”？）、“召公”（官大保）、“井伯”、“榮伯”，又如見諸禹鼎、多友鼎之赫赫有名的“武公”等等，古書所載“畢公”、“祭公”等亦類此。於此相對，西周諸侯國銅器銘文，有“晉侯”、“匽（燕）侯”、“應侯”、“魯侯”等等，《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大盂鼎》“隹殷邊侯甸雩殷正百辟”，《夨令方彝》“舍三事命，眔卿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等材料都說明殷末至西周早期存在內外服制度，諸侯屬於外服，侯為其最高者，事實上，殷末卜辭中還能看到東侯、西甸，到西周時代“侯甸男衛邦伯”就只常見侯了，甸、男幾乎不見諸金文。總之，西周時代的侯、公、伯似不能混在一起討論，春秋以降，諸侯則普遍稱公，其原因或與王室衰微、諸侯坐大有關，容待細考。

春秋諸侯稱公，另有一重要因素不可忽視，即所謂某公多為謚號。如魯惠公、隱公，鄭武公（其夫人武姜亦從其謚）、莊公，等等，其生時則未必稱公，故《經》隱公元年載“鄭伯克段于鄢”，不稱“鄭莊公”也。

諸侯稱公的問題暫時討論到此，以下為正式札記。

我想分事類來記感想，雖然《春秋會要》之類的書早就這樣做過，但記自己讀書心得又是一回事，看能與前人暗合多少罷。

先談談女名。

魯惠公元妃為孟子，繼室以聲子（聲子生隱公），又娶宋武公女仲子（仲子生桓公）。元妃之稱，似未見諸更早文獻及古文字材料（待查），元有“首、大”之義，殷卜辭中有“元示”。但不知此處為何不稱孟子為“夫人”，可能是強調她是始娶之婦吧。杜注指出“子”為宋姓；聲子蓋孟子之姪娣，聲為諡，並說“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可宋之同姓國有幾個呢，聲子還應是宋國之女。《經》《傳》隱三年稱聲子為“君氏”，杜注說因葬禮不周，故不稱夫人。如此說來，君氏並非尊稱，顯然不如夫人來得鄭重。有學者把《琱生尊》《琱生簋》中的君氏與《左傳》君氏比附，看來還是要謹慎。仲子之仲，同於孟，乃是排行。但女子排行老大，也有稱伯者，如《經》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載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大概是一種政治聯姻所造的煙霧，只能證明她毫無主宰自己命運的事實罷了。《傳》隱元年秋七月，稱仲子為“子氏”，與武姜稱“姜氏”同。（魯、宋通婚）

《傳》隱元年，鄭武公所娶武姜，申國女也，從夫之謚。武姜生前之稱必不帶謚號，故鄭大夫祭仲稱之為“姜氏”。此可證申為姜姓，惟杜注以為此申國在南陽宛縣，周平王母之申國是否在南陽，李峰對此有異議（《西周的滅亡》）。《傳》又稱武姜為夫人。夫人是指國君之母，抑或指國君之妃？《經》隱二年十有二月載“夫人子氏薨”，杜注說，此事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看來夫人之稱，似強調國君之母的身份。（鄭、申聯姻）

《經》《傳》隱二年載，紀裂繻逆魯女伯姬之事。此女似不被看重，無傳，不知是否魯公之女。（魯、紀聯姻）

《傳》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莊當為謚，杜注未明言。又載，衛莊公又娶厲媯，其娣戴媯，杜注說厲、載皆謚。（衛、齊聯姻）

由女名可知，姬姓諸侯與姜姓、子姓之國通婚，這是事實，有較長傳統。要看懂古書，得對人名有清楚的了解，但這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標，女名背後的“政治”聯姻及諸侯之間的關係，更加有趣。

男名。

女子稱姓，男子稱氏。但《左傳》中男名情況較為複雜，還牽扯到貴族等級、出身等因素，對於研究春秋史頗有價值。在以上討論魯十二公時，已說到春秋諸侯稱公多為謚號，如魯惠公、魯隱公、鄭武公、鄭莊公等等。杜注引《謚法》曰：不尸其位曰隱，愛人好與曰惠。以此例之，魯桓公之桓亦為謚。桓，金文習見，多用來稱頌先人，多從辵，勇武之義。

《經》《傳》隱公元年載，隱公初攝政，欲交好於毗鄰的邾國，與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邾儀父即邾子克，克為其名，儀父其字。因當時還未受周王賜命為諸侯，故不稱其爵（子）。稱其字儀父，是“貴之也”。杜注說，“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按：此邾國在山東鄒縣，棗莊市又有小邾國墓地。與隱公會盟時，邾似還未得到周王錫命為諸侯。邾雖小國，魯國卻也不能小視，故與之盟。但所謂子爵，似不見諸甲骨金文等出土材料。小邾國墓地出土銅器稱其君為“邾友父”（與邾儀父稱名方式相同）、“邾君慶”，皆不稱子；小邾國銅器銘文中人名又有“邾公子害”，是小邾國君之子亦可稱“公子”？

2010年6月25日補，《中國歷史地圖集》已在邾（鄒縣）之南，今滕縣附近標出小邾（郳），與小邾國銅器可相互參證。

《經》隱元年記“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者，當是魯國史官當時所記，故不稱其謚。鄭莊公因其父子兩代任平王卿士，很可能以是之故，方稱“伯”。鄭莊公之名為“寤生”。“段”是其弟之名，段因居京，又稱“京城大叔”，是以地為氏。據《經典釋文》，大音“泰”。杜注說“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于衆臣”，或能解釋“大叔”之義。《傳》又稱段為“共叔段”，杜注說“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是亦以地為氏。

在鄭伯克段的故事中，提及的幾個人物。武姜和姜氏是一人，申國之女，即寤生和段之母，姜氏是她活著時別人對她的稱呼，武姜是其謚號，即從其夫鄭武公之謚。還是是勸莊公不要把京賜給段的祭仲，杜注簡單地說“祭仲，鄭大夫”，不是很解渴。周王有卿士曰“祭伯”（王之臣曰“伯”很正常，如鄭伯之例），應與祭仲有血緣關係，但遠近就不可考。“仲”自然是與“伯仲叔季”相關，但此仲在氏之後，還是要再思忖。祭仲這個人很是精明，莊公讓段多行不義而自毖，他聽後就很明白了。祭仲明白了，可有人還蒙在鼓里，即有些莽撞的公子呂，據杜注，也是“鄭大夫”，即下文之“子封”。公子某之類的名字，此後會在《左傳》中大量出現，很像是殷墟卜辭中的“子某”，公子顧名思義是諸侯之子，某乃其名。子封，則當是公子呂之字。還有給鄭莊公出主意與其母和好的潁考叔是潁谷封人（杜注說封人是典封疆者），也可能是以地為氏，叔雖常用為排行字，但此處放在人名最後，則不好說是怎麼回事？

《經》《傳》隱元年，秋七月，有受周平王派遣歸魯惠公、仲子之賵的宰咺，杜注說：“宰，官，咺，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杜注說，“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是以伯為爵名，按王之卿士方稱公、稱伯，鄭莊公為王卿士，故亦稱鄭伯。祭氏在西周時期即以為王卿士，見諸《周語》勸穆王不征犬戎的祭公謀父。杜注所謂祭國，未具體說地望，當在王畿之內。

《傳》隱元年載共叔亂後，衛鄭互伐一段，提及共叔段的兒子叫“公孫滑”，又提到不聽魯隱公話和鄭人結盟的公子豫。滑為鄭武公之孫，稱公孫當然沒有問題。公子豫是否魯惠公之子，史書未載。問題是，公子呂、公子豫、公子益師、公孫滑這些諸侯之子、之孫，是否在當時就冠以“公子”、“公孫”之名，還是後來史家追記？這個問題有待討論。

《經》隱元年載魯“公子益師”卒，《傳》稱“衆父”。杜注以為益師為名，衆父是字。此人與公子呂的身世，都不太清楚，只能知道是魯公之後，但不知出于哪位魯公。《傳》載隱公未臨其小斂，以為不合常例，故公子益師在魯公室中的身份不低。

官制。

總體感覺，春秋時代參政貴族尚無細致的職事分工，官名不多見。

《傳》隱元年。鄭祭仲、公子呂（子封），杜注都說是大夫，二人地位、聲望應當不同，都對叔段的問題發表意見，二人中只有公子呂直接參加伐段的戰鬥，這和其勇武有關。看來當時的公室職事分工，是按大夫們的個性和能力來決定的。

《經》《傳》隱元年有“宰咺”，杜注以宰為其官。此事其職事是歸贈。

都邑封疆。

《傳》隱元年載鄭大夫祭仲語，“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云云，所述當是王朝制度，而且祭仲還明言是“先王之制”，春秋諸侯無稱王之例。據此，都城或當指諸侯都邑。西周金文中的國，據陳兄學生小鄢的研究，當讀如域，這個看法俺也贊成。不過祭仲說的國，似指周王都城。杜注的意見是，“方丈曰堵，三堵為雉……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他把都直接理解為諸侯大夫的采邑。雉字，見于卜辭，常見“雉衆”，用為量詞之雉是否假借？

《傳》隱元年“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杜注說“鄙，鄭邊邑”。殷墟卜辭中常見鄙，是指國土靠近邊界的地方，鄙中有邑，詳見羅振玉《菁華》大骨之一。據《傳》所載，段所居之京當然是在鄭國西北部，故他欲控制西、北邊境諸邑為自己積蓄實力。

盟誓。

《經》《傳》隱元年載宋人與魯盟于宿。其起因是，魯惠公末年與宋發生戰爭，敗宋師于黃（據杜注，黃是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隱公即位伊始，想與宋和平相處（求成），故九月與宋盟于宿。據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此地近于魯（在魯之北）而遠于宋，選擇這個地點顯然于魯有利。宋君當然要來與盟，但書闕未載。據杜注，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那么宿君也與盟了。

軍事。

各國之間戰爭從隱公元年就開始了。平王東遷之後。

《傳》隱元年，鄭伯克段，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伐京，依杜注說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15000人，對于一個鄭國而言，算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據殷墟卜辭所載，在商代，一萬五千人的軍隊已是很大的數目。）看來鄭莊公之所以敢放縱叔段，還是對自己所能控制軍隊頗有信心。

鄭伯克段的后續影響較大。據《傳》隱元年載，共叔段之子公孫滑跑到衛國，衛國以此為藉口伐鄭，一直攻取廩延（杜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此邑曾是共叔段勢力範圍所至最遠的地方，看來此地是軍事要地。鄭莊公展開反擊，因他父子兩代在為平王卿士，竟然把王師（周王部隊）和虢師也拉來一起打仗，進攻到衛國南部邊境。鄭國又讓邾國出兵相助，邾子（邾國之君）讓魯國大夫公子豫一起去，魯隱公不同意，公子豫徑自去了，和邾人、鄭人在邾地叫翼的地方結盟。《傳》只說公子豫和邾人、鄭人盟，可推想邾子會去參加，但鄭伯是否親自與盟，則不可遽定。

《傳》隱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注說，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夷不告，是不告于魯，還是不告于天子？不書是指不書于《經》，可能是不告于魯。紀、夷、魯之關係待以後再梳理。

喪葬。

《經》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諸侯之喪，周王有贈死弔生之制。《傳》批評說，宰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故非禮也。因為魯惠公已下葬，宰咺來晚了，而仲子還活著，又來早了。這件事透露出周平王對傳統禮制胡亂應付的態度，是怪不得宰咺的。當然，周魯相距較遠，訊息交通不暢，也可能是導致平王在歸賵這件事上犯錯的原因。《傳》于此處有一段重要文字：“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這就是說，葬禮不完全是哀悼死者的儀式，更有著加強政治聯繫和維系社會關係上的作用。

《傳》隱元年十月載改葬魯惠公，因隱公未參加（“弗臨”，杜注認為隱公以桓公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不書于經。對于這次改葬，《傳》的解釋是，惠公之薨有宋師，葬有闕。但不知是否與平王歸惠公之賵有關？

《傳》隱元年載公子益師（衆父）卒，魯隱公不與小斂。杜注說：“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災異。

《傳》隱元年（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杜注說，蜚，負蠜也。按，即蝗。農業社會，蝗災的破壞力一直不可小覷。殷墟卜辭所載“寧秋”，秋字寫成有觸角、有翅的昆蟲形，唐蘭先生認為就是“龝”字，據此說，甲骨卜辭“秋大爯”是蝗蟲大作，“寧秋”是祈求鬼神祛除蝗災。從《左傳》的啟示來看，殷人告于鬼神的蝗災應已危及當時的農業。

其他。

《傳》隱元年“新作南門”，作字用法與殷墟卜辭中“作邑”之作用法一致，可視為古書與出土文獻相互發明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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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重又細讀《左傳》的最大感想是，春秋早期歷史可用來推測西周后期的形勢。西周史料太少，中后期更是匱乏，從春秋初年的諸侯同姓攻伐、甚至鄭伯拉上王師一起卷入混戰的情形來看，西周晚期諸侯的確是逐漸坐大，相互獨立，各具利益，已無法服從王命，休戚與共，這是西周滅亡的一個歷史因素，分封制的弊病到春秋時代已顯露無疑，西周王室逐漸淪為強權夾縫中的小國。

另一感觸是，《春秋》、《左傳》中的文字，及敘事方式竟有與出土材料十分接近者。這讓我更加強了如下想法，即商王室史官的筆法對西周乃至春秋時代影響很大。事實上，西周早中期，史官由殷人擔任，是長期以來就為大家認同的看法。

此外，就是對春秋初年，諸侯國內貴族政治的寬鬆印象很深。公子呂在鄭莊公面前說話那么率直，公子豫不聽魯隱公的話答應邾子之請出兵助鄭，這在帝國時代是不可想像的。我以後會重點注意下這一點。

話說，魯隱公是個很低調、保守的“好人”，他遵守祖制，奉幼弟為太子，也不愿多事，比起鄭莊公可謂是內斂得多，可是作為一國之君，這種性格多少是有點懦弱。我們且看他以後的人生之路罷。

讀《左傳》，地名真是一大問題，只好暫時還藉助《中國歷史地圖集》，沒有精力一一考證。好在這些地名還不像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中的地名那樣難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