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拓本是研究室前辈在辽博拓的，比旧著录完整。查《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旧著录号为《前》7.31.2（按此为正面，即《合》1075正右边的卜辞，其反面为《前》7.31.3）加《前》7.40.2（即《合》1075正左边的卜辞，郭沫若先生编为《通》550）。这一版大骨过去的保存状况不详，推测没有破裂过，只是《前》的拓本只是拓有字的地方，结果没有拓全，而且分为两张拓片，若非《合集》的编纂，读者无法窥其全貌。这是旧拓本的缺点之一。但是旧拓本也有一个优点，即保存了甲骨出土後的早期面貌，有时比新拓本上的字要完整，如《合》1075正左下方“畫”字下应有一“告”字，但《合》1075仅存其右上的一点笔画。反观《前》7.40.2，“告”字就相对完整，还可以看到其所从的“口”，见下（这里选取《通》550）：

《合》1075反也有特色，有把先刻的字刮掉重刻字的现象，即在“之日二有来艰”下可看到被刮去的“其有来艰”。可能是刮去命辞来刻验辞。

通过检索汉达文库，可知《合》3397有可能与《合》1075反缀合，但无确证。蔡哲茂先生已据《合》1075反，将《合》3397遥缀，见他的《甲骨文合集》新綴第六至八則：

总之，从《合》1075与旧拓本的对比可知，旧拓本有其优缺点，如果旧拓本更完整的话，在缀合等工作中要注意加以利用。

人名。

臧僖伯。此人即《傳》所載勸魯隱公不要如棠觀魚者。杜注：“公子弓區也。僖，謚也。”杜注所說很重要，可見“僖伯”并非其生稱。稱“伯”，似為排行，或有宗子之義，而非爵位，不知與西周貴族謚號的“某公”之“公”有相似之處，即均為尊稱，并不是爵位。《傳》載魯隱公臧僖伯為“叔父”，杜注：“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可見臧僖伯與隱公父惠公為兄弟輩，以此為據，似可證殷墟卜辭中之“子某”確實不限于時王之子，且包括時王之兄弟輩，或者父輩（殷人多父）。

曲沃莊伯。見于《傳》，杜注：“（曲沃）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之子也。”莊伯，與臧僖伯是否同一類型的人名？看來，也是謚號，而非謚號。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晉侯（翼侯、鄂侯）此時仍稱侯，與莊伯形成明顯對比。

尹氏、武氏。見于《傳》，杜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按：二氏乃周桓王使助曲沃莊伯者。稱“氏”，似指各率其族人之義。尹氏，見諸西周冊命金文，學者多以為史官。武氏，西周金文有“武公”，乃西周晚期掌握強大軍隊的重臣，武氏是否其後？

翼侯。見于《傳》，即晉侯。杜注：“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以都城名稱國君，應是古人的習慣。

祭足、原繁、洩驾、曼伯、子元。此皆鄭大夫。祭足，不知是否即祭仲。其他幾位名字的結構，待考。據杜注，曼伯、子元皆為公子。我過去研究殷墟卜辭中的子某，曾以是否參與戰爭、祭祀等大事來判斷其是否王子，現在看來有點簡單，據《左傳》諸侯公子參政者頗多，或因其年齡較長之故？曼伯之名，疑為謚號。

眾仲。魯大夫，見于《傳》隱公四年。是個淵博而有遠見的人。

祭祀。

考仲子之宮。據《經》，仲子于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卒。“考”、“孝”二字金文中常混用，“孝享”在金文中常見，故此處“考”似可讀為“孝”，有“享”之義。《經》杜注：“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十分妥當。據杜注，“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這都是很重要的意見。魯惠公的嫡夫人為孟子。因考仲子之宮，引出隱公問羽數于眾仲之事，即祭祀仲子要表演“萬舞”，隱公諮詢執羽而舞的人數，眾仲回答說“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等級十分明顯。《傳》杜注：“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眾仲，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據此說，隱公之前享魯公之廟皆用八佾，不知是否如此。

不少學者把禮的本質概括為“等級性”，這不能說錯，但也有簡單化、表面化的傾向。所謂的等級性背後是各級貴族權力的大小，掌握及分配到的社會財富不同，如果低等級貴族勢力崛起、財富增長，僭越的事情的就會發生。另外，禮制源于各民族的古老風俗，往往混雜著鬼神崇拜，即使是最高等級的貴族也不能突破其文化的限制，如果僅從等級性角度去看古代禮制，難免偏頗。

狩獵以供祭祀。臧僖伯說“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也即是說周人有狩獵以供祭祀之制。

戰爭。

晉國內部爭奪權力的內戰。《傳》和《經》不同之處是，記載了晉國的史事，有的不見于《經》。如《傳》中這段：（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莊伯是很厲害的角色，居然請了鄭國、邢國的軍隊助戰，還得到周王的支持，相反晉侯實在是很失敗。強者不易駕馭，《傳》載（夏）“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杜注“哀侯”為“翼侯子光”。周王對待晉侯的態度上反復無常，只是將他作為壓制曲沃的工具，奉行的是實用原則。

鄭衛之間的戰爭。因共叔段、公孫滑父子而引發的鄭衛戰爭還未平息。《傳》載夏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經典釋文》說：“牧，州牧之牧。”可能不對。殷墟卜辭中有牧，裘錫圭先生以為是諸侯產生的一種途徑，故此處之牧或指邊鄙，亦未可知。鄭人侵衛後，衛人亦以燕師伐鄭。于是祭足、原繁和洩駕三位鄭國大夫率三軍當在敵人前面，而讓曼伯、子元兩位公子率軍包抄其後，帶領制邑人襲燕師之後，可笑燕師畏懼鄭三軍而又意料不到制人的進攻，二月後即被擊敗。這次戰爭中，鄭國又占了上風，可見鄭國大夫的軍事素養較高。至于燕人為何幫助衛人作戰，《經》《傳》都未說明。

鄭宋之間的戰爭。此時鄭國的主要敵人還是北邊的衛和東邊的宋。宋與鄭的矛盾主要源于宋穆公死後傳位于其兄之子殤公，而其子公子馮出奔于鄭，因此宋也參與了衛組織的伐鄭戰爭（“東門之役”），因此和鄭國結怨。本年秋，宋人先侵占了邾田，邾人遂請鄭一共伐宋，鄭人并以王師同往，攻入宋都外城（即“入其郛”）。宋人派使者向魯國求助，卻不肯說鄭國軍隊進攻的實情，激怒魯隱公，沒有搬到救兵。

有趣的事件。

魯公如棠觀魚。這是春秋歷史上一件有名的事兒，隱公想去觀看捕魚，以資消遣娛樂，被臧僖伯搬出一大堆大道理來阻止，其大意是說國君狩獵是出于國之大事（祀與戎）的需要，要合于禮制，不能隨意去做。隱公編了謊話來搪塞，說“吾將略地焉”（杜注“略，總攝巡行之名”），還是跑到很遠的棠地觀魚去了。看來，國君的日子並不輕鬆。當時的社會，也講究不同階層并司其職，正如臧僖伯所說：“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臧僖伯的話中有關軍事訓練的一段很有名：“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從中可看出，春秋時代仍為兵農合一，訓練軍隊注意理順不同身份、年齡的人的相互關係。

和殷墟卜辭的一點聯繫。

這個部份可能有先入之見，謹慎謹慎。

關于“以”。殷墟卜辭常見“某以眾”墾田、出征的例子，于省吾先生對以字有很好的考釋，意思比較明白，即從提攜而引申有率領之義。《傳》中有不少類似的用法，如“衛人以燕師伐鄭”，“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甚至與王師共同行動，也稱“以”，如“鄭人以王師會之”。

關于“邑”。《傳》常見諸侯國自稱“敝邑”，與卜辭所見“大邑商”相近。邑實指國都。

關于“國”。殷墟卜辭有“東國”，金文與《詩》也有“南國”、“東國”、“四國”等詞，《傳》載宋使稱鄭師“未及國”，國蓋指其彊域。

關于“登”。殷墟祭祀卜辭中有從廾從豆之字，一般釋為“登”，《傳》臧僖伯之語中有“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用法基本相同。

宋公和陳侯。《經》“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中稱呼相同。春秋早期，《經》《傳》除魯君稱“公”外，亦稱宋君為“公”，此外鄭君稱“鄭伯”，而其他諸侯國君多稱為“侯”，如“晉侯”、“齊侯”、“陳侯”等等。有一種說法解釋為何《春秋》重宋公（重魯公相對好理解），說宋為殷之後的緣故。我的看法，春秋早期，諸侯普遍稱侯才是當時的歷史實況。

公子翬。《經》為“翬”，《傳》為“羽父”。翬，《說文》有兩種解釋，一說“大飛”，二為“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都與羽有關。公子翬，字羽父，古人名與字的意思有所聯繫，此為一例。《經》杜注云：“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于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己之卿佐不得言魯人，以所以為異也。”按：不知去“公子”止稱其名，是否真如杜預所說是一種貶稱的制度。抑或“公子”的稱謂並非當日實錄，而是後世編纂中統一加上的？從殷墟卜辭來看，王卜辭中稱王臣之名的材料比比而是，似不能看成貶稱，而只是從王的視角，他們地位較低罷了。

公子晉。《經》“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經》未稱晉為公子，是否通例呢？《經》隱公元年有“公子益師卒”，隱公五年“公子弓區卒”，看來《經》亦稱公子。

州吁和完。《經》“衛州吁弒其君完”，《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州吁，衛公子之名，莊公之子，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完，衛桓公之子，厲媯之娣戴媯之子，莊姜以為己子。見《傳》隱公三年。

眾仲。見《傳》“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楊寬先生對人西周男子之字結構的看法是，排行加字再加父（甫），典型例如“伯陽父”。魯大夫眾仲、祭仲之仲是否為排行？還不太清楚。

石碏。杜注“魯大夫”。碏，是其名，音鵲。其子名為厚，是州吁之黨。石當為其氏名，而非其姓。《傳》稱石碏為石子，不知是否實錄？林沄先生認為殷墟卜辭中子有族長之義，此處稱石子，是否亦指他為石氏之長？《傳》屢見諸侯國君稱其大夫為“子”、“吾子”。

右宰醜。右宰為職官。醜為其名。衛人派到陳國殺州吁的人。

獳羊肩，石氏之宰，石碏派他去陳國殺厚，獳羊肩為其名。這是個挺有意思的人名，《說文》卷十“獳，犬怒皃。”姑且作為參考吧。

宰是西周、春秋時期很特殊的官，因《周禮》有天官冢宰，頗受學者關注。相關材料，《經》隱公元年有“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與本年衛宰的職事不同。錢穆主張宰本是宰殺犧牲的小臣，因與主子地位較近，職掌越來越重要，這個觀點放在這兒先供參考吧。

“某國人”之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亦有其例，如“四年春……未及期，衛人來告亂”，“（衛州吁）使告于宋曰……宋人許之”。《經》《傳》在何種情況下載某國人？是否在不包含其君時稱某人？限于材料，尚不清楚。

軍事。

莒人伐杞。《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杜注：“書取，言易也。……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蹟，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按：陳留雍丘，即今河南杞縣，而淳于、緣陵在山東濰水流域，相距較遠。莒伐杞，可見為鄰國，故當時杞應已在莒东北濰水流域。據杜注，牟婁即今山東諸城。莒人好逞強用兵，故此前有入向之役，此又伐杞。

諸侯伐鄭。春秋初期，齊、晉、楚等大國并非無事，只是其勢力並未影響、壓迫到魯國，故《經》載魯國鄰近諸國的事情反而較多。本年諸侯兩次伐鄭，第一次即《經》“（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述其原委較為清楚，起因有二：一是州吁弒君而立，欲通過戰爭轉移矛盾。鄭國因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引起二國之間攻伐，積怨已深，被州吁定為戰爭對象。二是宋穆公傳位于兄子與夷（殤公），其子公子馮出奔鄭國，成為殤公心病，因此被州吁說動出兵。而“陳、蔡方睦于衛”，也加入戰爭，可能是為撈取戰利品。第二次是《經》“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載“秋，諸侯復伐鄭”，解釋得比較清楚。這次宋公派人來魯國乞師，隱公因聽從了眾仲對形勢的分析，認為州吁是自取滅亡，故辭退宋使，但公子翬卻想帶兵參加，隱公不同意他還是去了。這次諸侯打敗了鄭國的步兵，“取其禾而還”。杜注說，經未載宋乞師事，原因是宋使非卿，是否如此，不可詳考。杜注又據《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說，“時鄭不車戰”，竊以為不可信，鄭伯克段之時曾派公子呂率二百乘車伐京。

會盟。

《經》“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見隱公元年《經》《傳》），看來是想鞏固和宋國的關係。關于會面地點，杜注：“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傳》所載“衛人來告亂”不知是否與會面地點在衛地有關？

衛國的州吁之亂。

本年衛國發生了很大的動亂，即公子州吁弒君自立，又被老臣石碏設計殺掉，衛人再從邢國迎接公子晉即位等一連串事件。《傳》隱公三年即載石碏預見州吁將作亂，勸諫莊公之事，他說了一套若愛子，則“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的道理，即溺愛兒子會使他驕、奢、淫、泆，又講了六逆（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認為去順效逆，災禍就會很快到來。這一段敘述，很像是後世儒家的言論，但周人的貴族道德觀念大致如此。莊公不聽石碏的勸告，最終導致州吁弒兄的事件。可是石碏也管不了他自己的兒子，厚也成為州吁的黨羽。石碏只好設計，誘使州吁和厚去陳國，請陳國捕捉二人，再分別派右宰醜和家宰獳羊肩殺了二人。

這個事件中，陳國的態度最讓人疑惑，州吁弒君後，發起伐鄭的戰爭，陳國也參加了，看上去對州吁的行為沒有意見；但石碏派人請陳國捉拿州吁與厚，又很配合。看來當時，衛強而陳弱，故不愿逆衛之意志。

有幾個成語與州吁之亂的事件有關：驕奢淫泆、治絲益棼、眾叛親離、大義滅親。

與殷墟卜辭的聯繫。

攻伐某國的“伐”，《經》《傳》多見，卜辭更是經常出現（“伐某方”），但未見自外向內的入侵稱為“伐”的；西周金文也屢屢看到，既有魯公簋“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又有禹鼎鄂侯馭方“廣伐南國”，包括了自外而來的入侵。《春秋》經傳用伐字，也較廣泛，沒有專指魯國出兵，或王師的行動。杜注說“師有鐘鼓曰伐”，但在出土文獻中找不到佐證。

“使”。《春秋》經傳常見“使人”去某國執行任務，按殷墟卜辭中也多見商王“使人”祭祀鬼神之事，這一筆法淵源甚早。

今天看到復旦古文字中心網站上貼出來裘先生《說“”提綱》一文，不由得想起上周四同事還和我聊過這篇文章，他還說起不知復旦古文字網站是否會貼出來，今天果然就給貼出來了   地址如下：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213#_ednref10

這篇文章最近在學界常聽人談起。裘先生這篇文章是在史語所第二次“古文字與古代史”會議上的發言，史語所一直是學人心目中真正做學問的地方，故我想裘先生提交這篇文章，是想就古文字和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提一些他反復思考過的意見。我們也早就從其他參加這次會的先生口中，聽到過一些信息，但只記下裘先生改釋“后”為“姒”，認為姒有姐之義等片斷新聞。他的文章卻長久沒有見到。

上周，承李宗焜先生厚愛，收到他惠賜的《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我的同事因早聽說裘先生這篇大作，先拿去讀了。文章不足四頁，很短，他很快看完，大大地向我推薦，而且特別提到裘先生在文章中有一個重要觀點：即夏商時代可能沒有姓。我聽他說這篇文章很好，在上周四（8日）也讀了一遍。當天就和同事探討了一下和這篇文章有關的若干問題，現在乘著看到網上貼出此文的機會，寫在這里，作為學習筆記。

大家為什麽重視裘先生這篇文章呢？首先它關涉司母戊鼎的“司”這個老問題和難問題，其次裘先生還在文中也談了一點他對商代親屬稱謂的看法，以及對一些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認識問題。說實話，這篇文章讀起來不太解渴，正如裘先生自己附記里說，它還只是個提綱，一些意見沒有擺出材料來論證。但短也有短的好處，觀點鮮明，可以直接促使我們想些問題。

文章的前四段提出問題，針對朱鳳瀚先生《論卜辭與商周金文中的“后” 》一文談了不同意見。他同意朱先生不把殷墟M5銅器銘中加“女”旁的“司辛”讀為“司母辛”的看法，也同意朱先生把“司母戊”讀作“司戊”。從下面的銘文拓本來看，我們似也可提出另一種思路：因殷墟卜辭、殷金文中常見先王、先妣日名的合文，故“司母戊”、“司母辛”這種讀法，因包含有親屬稱謂，也不無道理。也就是說，其中“司”反而像是附加的成分，用來修飾作為核心的“母辛”、“母戊”。日名要憑藉一個親屬稱謂，如祖、父、妣、母、兄、子等等，這樣才能完整指稱一個人鬼，大概沒有問題吧。

裘先生接下來指出金祥恒先生1962年即發表《釋后》一文，嚴一萍先生1966年發表《釋小》一文，并指出他認為朱先生文章中論證不足的地方。裘先生重視前人成果的做法，確實值得我們後學仿效，不了解學術史，要么是太懶，要么是太窄，不利于寫好文章。他評價朱先生的兩段，粘貼于下，重要的字加重：

嚴一萍先生於1966年發表《釋小》一文（以下將 隷定爲“”），以 “”爲“后”合文，朱文從之。朱文讀卜辭中作爲祭祀對象的“”爲“后”，“龏”爲“龏后”，“小”爲“小后”，以“”爲后之名；又以爲卜辭中之祭祀對象“司”（亦作“司”）與“司”爲一事，即指“小”，“司”之“”猶西周金文“玟王”、“王”中之“玟”、“”，所包含的“司”（后）字不必讀出；又以爲卜辭中另一祭祀對象“司”之“”本亦爲“后”合文，而在此亦不必讀出“后”字，“”即爲此后之名。這些意見都很可疑。

卜辭中從來未見“龏司”、“小司”，說“龏”、“小”之“”爲“司”合文缺乏根據。“龏”與“小”雖有人以爲是一人，實不足信。二“后”同名爲“”，可能性也不大。說“”、“”本爲合文，而有時可以與金文“玟”、“”一樣只作單字用，更難信從。

裘先生的對朱先生文章的批評比較直接。但由于他這篇文章是提綱，我在全面查找相關卜辭材料之前，無辦法弄清楚他為什麽說（一）把“龏”與“小”看作一人的看法“實不足信”，（二）二“后”同名為“”可能性也不大。這都只好自己去補做功課才能討論。

至于裘先生說合文一定要有分開寫的形式來證實一點，拋開這里具體的“龏”與“小”不論（因為裘先生沒有列出相關材料），從論證邏輯上似不嚴謹。我們知道殷墟卜辭中的“雍己”只有合文的形式（吳其昌考證），并不能據此來否定其合文的性質。

“”、“”兩個字，裘先生在下文中有較詳細地考釋，故他否認它們是合文，我也是同意的。裘先生舉了很具體的例子論證“以”、“司”古音相近，“”（）也有司一類的讀音，這些我都贊成。其實金文中常見的“司”（ ）也是從 得聲的形聲字（古文字常加無實義的口為飾），這其實已可證明“司母戊”之“司”讀“后”不妥。

裘先生據此，說了下面一句話：

故“”、“”、“”、“”、“”皆非“后”之名，而應爲同表某一其音與“司”近同的女性稱謂之字。

這句話從文字學、音韻學角度來看沒有問題，但據歷史學研究的經驗，還是要提出一個問題：裘先生意思是說這些字表示同一個女性稱謂嗎？據他結論說“卜辭中用作女性稱謂之只能讀爲姒（女子年長或尊貴者）”來判斷，答案是肯定的。但綜覽殷墟卜辭，表示男性、女性稱謂的字都較穩定，不會有太大變化，女性稱謂典型如“帚”，另“爽”（張政烺先生讀為“仇”）雖然富於變化，實則為同一結構。或許“”、“”、“”、“”、“”是不同組（類）中的不同寫法？這個問題裘先生沒有提及，也只好在以後看書時注意了。

裘先生接下來引用了幾件殷金文論證其說。集成9098是重要的一件：

他說：

李學勤先生在《〈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選釋》中指出： “1975年，在殷墟小屯村北F11房址中間的方形祭坑裏發現一件方鼎蓋，銘云：‘王作（）弄。’與《劫掠》560卣文字相同”，（李文釋“姒丩”）與“”（李文釋“”）應爲一人，其說甚是。“”即來自卜辭之 “”“”等字，《集成》釋爲“”，可取。

李先生認為、是一人，可能有兩點考慮：一是人名中明顯都有，二是這兩個都是女名。但并不是完全沒有疑問，殷金文中有時也與“宁”字組成所謂複合氏名，故僅憑來判斷二人是同一人，還需从相关青銅器時代是否一致等其他方面的考慮。

裘先生又引用司母康方鼎（《集成》1906，拓本見下），認為此銘應釋爲“嫝”，“女”旁兩用。對于此說，我還得持保留意見，原因如前所述，殷人日名從來都是“親屬稱謂加日名”的結構，此銘中的“康”或為日名“庚”，也有可能，是康的可能性反而很小。

裘先生接下來引用《爾雅·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談的字義時，表述了很重要的意見：

“”、“”等字前人多釋“姒”，當然是不錯的。不過，從甲骨、金文看，殷人似無周人所用的不同於氏的姓。“姒”在商代甲骨、金文中是用作一種女性稱謂的。

他又說：

在母系社會中，年長婦女地位最尊，“姒”在上古當爲女子之尊稱，猶宗法社會中以宗子之“子”爲男子之尊稱。殷人似無姓，夏人是否有周人所用之姓，也很難説。夏代去母系時代較近，女子蓋以稱“姒”爲榮。商代男子則當以稱“子”爲榮。夏人姒姓，殷人子姓之說，疑即由此而起。商代王之配偶中，其尊者當可稱“姒”，卜辭中之“”可能多爲此種人。但其他貴族配偶之尊者應亦可稱“姒”。甚至不能完全排斥卜辭中的某些“”，係稱呼王或其他貴族之姊的可能。

關于殷人是否用姓的問題，和同事聊了一會兒，結論是主要得找西周早期乃至殷金文。同事說，堯公簋銘文中已有“妻姚”，姚明顯是姓。堯公簋的時代多定在成王，當然是很早，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如果殷代不用姓（或是不需要在甲骨文、金文中記載姓？），為什麽西周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來了？是因為商周文化不同嗎？得好好想想。

至于裘先生說“姒”在上古當為女子之尊稱，并沒有實據，只是基於一種假設，即以“在母系社會中，年長婦女地位最尊”為前提。他說“夏代去母系時代較近，女子蓋以稱姒爲榮”，也是一種推測而已。雖然是一種合理的相法，但由于母系社會的提法，考古學界已有反思，故對此就不用多說了。而他說司可能是王或其他貴族的姐姐，確是一種有趣的猜想。我甚至由此聯想到內婚制，然史料不足，也只好隨便想想而已。

裘先生最後說：

加於“”稱之上的“司”，當取女子年長義。卜辭有“司妣”（《合集》21555、40886，後者即《英藏》1893）、“司母”（《合集》30370）之稱，可認爲與“小妣”（《合集》2449）、“小母”（《合集》651、27602等）相對。

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他在這里所列的材料與文章開頭的說法，及他認為“司”是某種女性稱謂的觀點都有矛盾。因為，很明顯的是司母、司妣中都有親屬稱謂，即母、妣，司只是修飾成分。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裘先生文章中幾次提到在卜辭中是作為祭祀對象出現，對于歷史學研究來說，這是很重要信息，如果再聯繫到司母戊和司母辛，當然就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說，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包含“司”的人名，有人鬼的稱呼，這類“鬼名”是否就直接能用年長女性或尊貴女性來解釋呢？看來值得思考。

朱鳳瀚先生曾說，先秦史研究之所認有趣，就是謎很多，我們不懂的東西很多。先秦史研究的結論，有時不能輕易說絕對正確或錯誤，這就給了學者平等的機會，也許一個在讀的研究生可能取得很大的成績，事實上近幾年我已多次看到這樣的事。感謝裘先生帶來這樣一篇富有啟發性的文章，希望他有時間把它完整地寫出來。

“君氏”卒，即聲子，此稱呼不如“夫人”常見，或是特例。詳見喪葬部 分。

莊姜，齊太子得臣之妹，從其夫衛莊公之謚。厲媯、戴媯應是謚加姓的形式。

男名。

“武氏子”，即為天王求賻于魯者。稱某氏子，少見。杜注解釋這種稱呼是因平王未葬，桓王尚未執政有關，他說：“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從西周冊命金文材料來看，天子確有冊命先王之臣之事，故杜說有道理。武氏子，因未得桓王爵命，故《經》稱其父之族（氏）名。不知此武氏，與多友鼎、禹鼎銘中的“武公”有無關係？

“宋公和”即宋穆公，和為其名，穆公為謚。穆公為宣公之弟，與夷為宣公之子，宣公傳位于穆公，故穆公返位與夷（殤公）。公子馮，穆公之子，名馮。這些人名有關“兄終弟及”的問題，詳見繼承制度部分。

“齊侯”。齊為諸侯，何以止稱“侯”。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當時諸侯仍以稱“侯”者為多，如隱公之時《經》《傳》就又有“陳侯”、“蔡侯”、“晉侯”（翼侯或鄂侯），不亞于稱公者。從殷卜辭、西周金文以及《酒誥》來看，外服稱侯沒有問題（“諸侯”這個詞亦源于此），故齊侯、晉侯之類名稱在春秋早期依然存在，沒有問題。問題是，諸侯稱公源于何時？兩周之際“應公鼎”是一個較好的依據。查金文材料可知，“晉公”、“秦公”、“宋公”、“邾公”等諸侯之名皆出現于春秋時代，“秦公鼎”早至春秋早期，有宋公之名的“走馬亥鼎”在春秋中期，當然還有必要對相關銅器的時代作進一步的考察。最有意思的一則材料是魯侯熙鬲，很明顯是西周早期之物，但銘中有魯侯作器祭祀其文考“魯公”；順著這條綫索再查下去，就會發現一堆西周銅器中都有作祖考某公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是以日名加公字，如“甲公”、“乙公”、“辛公”、“癸公”等等。金文中的這類公基本是謚號，和生稱的“周公”之公看來不可等同。說了這么多，從出土材料來看，諸侯稱公的現象在春秋早期乃至兩周之際就已存在，這些稱公的諸侯也未必是王朝卿士（如宣王時期的“鄭桓公”），他們稱公是否如同戰國時代稱王那樣是一種僭越呢？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還有一個問題，據《春秋》《左傳》，春秋早期常見魯公、宋公，而稱鄭君為鄭伯，其他國君為侯，作出此種區別的原因何在？是當時的歷史真實狀況，抑或是一種春秋筆法:D 齊、晉等大國尚此稱侯，魯、宋等小國又如何稱得了公？又何況兩代為王朝卿士的鄭君不過稱伯。值得好好想想。

“王子狐”、“公子忽”，狐、忽皆為名，王子、公子之類的人名對于認識殷卜辭中的“子某”多少有些幫助。又宋“公子馮”類此。問題是，有些諸侯稱侯，而其子仍稱公子。看來不是以歷史事實視之，應是後人整理所致。

“虢公”，杜注是“西虢公”。因仕于王朝而稱公。

繼承制度。

宋穆公是殷先王好後代，他和其兄宋宣公很具體地詮釋了一次何謂“兄終弟及”制。研究商史的人大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但有的人眼光有點僵化。《傳》杜注說：“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也是只看到殷人王位繼承過程中兄弟相及的表相。殷史久遠，卜辭簡短且斷爛，不可詳考。據宋宣公、宋穆公、宋殤公的即位順序來看，殷人、宋人並非不重視直系的傳承（父子相繼），只是太子年幼，不如先讓其弟即位，以更好地處理國之大事，但即位者並非都像穆公那樣帥義而行，弟直接傳位其子之例，也往往有之，如商王小乙直接傳位于其子武丁。總之，王位（君位）繼承在商、周王室和諸侯公室都是很重大的問題，往往會引起紛爭和戰亂，如周初管蔡之亂，魯隱公遇刺等等。

喪葬。

據《經》《傳》所載，天王（周平王）于三月壬戌崩，而赴告于諸侯則說成是庚戌崩，提前了12天。對此《傳》有解釋，杜注說得更明白：“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看來春秋早期，周王室與諸侯之間的政治、宗法紐帶已非常松馳，魯隱公也算遵守舊禮的人，也不使人會周王之葬。在這種情況下，周王室在通告諸侯周王死訊時，把王崩之日提前十二天，希望諸侯儘快派人會葬，就可以理解了。事實上，隱公三年秋天，平王還未下葬。《經》載“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諸侯共葬之物，杜注說“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傳》也明言“王未葬也”。可憐周平王死後，連周公之後的魯公，都不禮敬之；這個一生悲劇的人物，折射出西周末年直至春秋時代王室衰弱、諸侯強盛的景象。

這年的四月辛卯，隱公的母親聲子也死了。聲子也是個挺悲劇的人物，她自己陪嫁到魯國來，地位連仲子也比不上；兒子隱公雖然作了國君，但謹守禮制，一直把自己放在攝政的位置上，連母親的喪禮也要簡單辦理，可他這樣謙卑禮讓，結果卻不得善終，聲子地下有知，也會不安的。聲子之死，《經》曰“君氏卒”，杜注說“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取備禮于其母”；《傳》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杜注“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某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器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按：杜注將諸侯夫人之喪的細節講得非常清楚。其他值得討論的問題有兩點：（一）君氏。君氏亦見于金文，特別是備受關注的琱生簋（召伯虎簋）和琱生尊，大家對這幾個器銘中的“君氏”，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召伯之父，另一說為召伯之母，我覺得還得以前說為妥。其中的道理是比較明白的：《左傳》中的君氏是指國君（諸侯）夫人，故又稱小君，另外據杜注，與稱夫人、小君相比，君氏似並不常用。另外，據《傳》所載，君氏似只見於葬禮中。故西周金文中君氏還不能直接和《左傳》中君氏相等同。

天文歷法。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稱“王某月”之例，已見于《經》《傳》隱公元年。《經》隱元“元年春，王正月”，杜注“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傳》隱元“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

按：杜注關于“元年”的含義的解釋可商，元字見于殷卜辭，如“元示”（別于“二示”），不過指“首”，引申為“一”，沒有其他深義。（“正月”一詞也見于殷卜辭，周人沿用。“唯王元祀”或“元年”的說法目前在殷卜辭中還找不到相關材料。自西周中期起，金文中“唯王元年”之例常見。目前有學者把寢孳方鼎“唯王廿祀”讀為“唯王曰祀”，以為是殷末記“元年”的方法，可商。）杜注強調王正月是周正，可從。目前一般認為魯用周正，但直接以《經》隱元“王正月”，《經》隱三“王二月己巳”為證，似不妥當：《經》隱元那句是說隱公攝政在周正月，《經》隱三那句是說日食發生時在周正二月己巳。

“日有食之”的筆法，殷卜辭中已屢見，如“日有食”、“月有食”、“日夕有食”（此例見國博所歷組卜辭，有人讀為“日月有食”，不妥，日食月食豈能同時發生？）。《經》杜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他把日食發生的原理講得十分明白，指出古人所忌者僅“正陽之月”。何謂正陽之月，這個不懂，以後得留意一下。

《經典釋文》說“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按此說無據。

待續。

女名。

我們重視女名，實際上是要通過女名線索判斷諸侯或一族之姓。

《經》、《傳》皆載夏五月莒人入向之事，其事緣起于叫“向姜”的女人，此女以國為氏，姜為向之姓。據《中國歷史地圖集》，莒、向是魯國東邊的兩個毗鄰的小國（都在今沂水東，向更靠海），莒北而向南，兩國聯姻顯然是政治上的考慮，向姜作為犧牲品，不愿呆在莒國，竟然不知用了什麽途徑跑回國去。可惜，莒強向弱，她又給抓了回去，不知她以後命運如何？

伯姬，隱公二年一個突出又可憐的女性。我們甚至不知道她是誰是女兒，不過既然稱“伯”，應當是個老大。

夫人子氏。《經》載夫人子氏薨。稱“子氏”，猶稱鄭祭仲稱武姜為“姜氏”。杜注說，“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杜說很奇怪：仲子生前還沒有取得“夫人”的名分？或者諸侯正妻有子即位方可稱為夫人？這個還要再看其他材料。仲子這個一生下來就有“為魯夫人”手紋的傳奇女性，這個被周平王誤以為早死的女性，就這么走下了歷史舞臺，不過她的際遇要好過聲子，兒子在十年後也最終即位，就是謚號桓公的魯公。

男名。

無駭。《傳》載其官為“司空”，故杜注為卿。這個人在研究先秦姓氏制度領域是大名鼎鼎，詳見《傳》隱公八年他死時，因賜謚與族而引起衆仲的一番名論。到時候再細細琢磨吧。無駭是其名，公子展之孫。他高居卿位，是出身于公族之故。

費庈父。《傳》載魯司空帥師入極，此人有功。費音必，庈音琴。庈父，顯然是其字。杜注說此人即元年《傳》師師城郎的費伯。這個費伯與祭仲名字中的伯、仲是否排行？不好斷定。

紀裂繻，即紀子帛，此人為紀卿。裂繻為名，字子帛，名與字之間顯然有聯繫。

國族。

《經》《傳》載“莒人入向”。莒人以武力搶回向姜，顯然是指軍隊，但并不稱莒師。此種筆法，讓人聯想到殷墟卜辭中的“以衆”、“登人”，推測是當時仍保持著以族人臨時充當戰士的習慣。《傳》隱公元年記鄭公孫滑出奔衛，“衛人”伐鄭，“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魯公子豫與“邾人”、“鄭人”盟于翼，用法相近，但與盟者不會是一大堆戰士，而是其首領，或即邾子、鄭伯（或者某位領軍的大夫）。

《經》《傳》把鄭師寫作“鄭人”，這種筆法又何深意？一時還未明白。

戎。

《經》《傳》隱二年春載魯隱公在魯地叫潛（據杜注）的地方與戎相會。杜注：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經》注）李亞農《西周與東周》第5頁引《傳》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語“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有一段評論：

孔子在被髮左衽和束髮右衽這一點上看出了夷夏之別；孟子則在言語的不通上看到楚民族和北方中國民族的不同；莊子在南方的蠻族中看到了斷髪文身而不戴帽這一奇異的風俗習慣；而戎子駒支則把飲食、衣服、言語不同作為華戎是異民族的標誌。尤其是戎子駒支口中的這個“華”字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它強烈地表現出了民族情感。戎子駒支在“華”族與非“華”族之間，明確地劃出一條民族的界限。

李先生點出戎子駒支有強烈的民族情感，確是卓識。再進一步說，戎人也看重自己的文化，不自輕賤。追問一句，華族在文化在的一統何以實現和鞏固的呢，此種文化為什麽沒有融合戎人呢？我想，戎是不受周王管制的民族，不但文化不同，政治上也敵對或抗衡，因此難以融合和同化。

會盟。

《經》《傳》隱二年春記魯隱公會戎，戎請盟，公辭。戎又請盟，秋，盟于唐地（杜注說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也是推測），復修戎好。從中可以看出，會與盟不是一回事，如同盟與誓有別一樣。盟，有鬼神作監督，更為鄭重、有效，故戎不滿足于與魯隱公相會，數次請盟。關于會，杜注說，“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意謂以戎俗修好，又說“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如他所想，魯公會戎也不過是羈縻的手段。

《經》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故《傳》說這次結盟是“魯故也”。不過這次紀、莒結盟是用伯姬嫁于紀國換來的。

攻伐。

魯司空無駭帥師入極。是吞併了這個附庸小國了嗎？

《經》《傳》載冬十有二月鄭人伐衛。春秋無義戰，鄭、衛之間因共叔段之亂而起（或升級）的同姓諸侯之間沖突，還在延續。周王已管不了他們了。

《經》“鄭人伐衛”杜注說，“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殷墟卜辭中也常見“征”、“伐”等詞，“伐”是以戈取人首，可能無法與杜注聯繫起來。

婚姻。

《經》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傳》卿為君逆也。《經》冬十月魯伯姬歸于紀。紀是魯國東面的小國，紀魯顯然是政治聯姻，所以這段婚姻還給魯國帶來些外交上的好處。（見會盟）伯姬是個可憐政治犧牲品，連她是誰的女兒也考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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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談感想這部份很是重要，學而不思則罔，當然無病呻吟也很討厭。

讀左的目的之一是想看到更多二重證據，以便透視渺茫的古史。所幸有所得，如《傳》隱元年“作南門”，簡直和殷墟卜辭的筆法一模一樣；又如《傳》隱元年提到的“鄙”、“邑”，也和商代後期對于邊地、聚落的稱呼一致；《經》《傳》記載戰爭常用“伐”，也可以是繼承了殷人史官的敘事習慣吧，雖然很簡單的一個詞。魯為周公之後，成王時封伯禽以殷民六族，可見魯人從殷人那里學了很多文化，特別是在史官制度方面。

官制方面，看到了魯司空（即金文中的“司工”）。司馬、司工、司土是周人的官名，魯有沿襲。有趣的是紀這種小國，也五藏俱全，也有卿。

紀國，在《中國歷史地圖集》里還不好找，可能就是魯東面標作“其”的地方，這個字當寫作“上己下其”，見于金文。過去有人把紀與其直接等同起來。王獻唐先生有黃縣其器。李峰在山東歸城組織中美聯合考古，是否就是要揭開紀國的秘密呢？

所有这些证据都已经表明，西周中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西周国家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国内的政治体制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暴露出明显的混乱和衰落迹象。当然，这一时期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除了这里作为王权衰微的证据来分析的政治变化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同样出现了变化。对艺术史家而言，无论是从青铜器装饰方面抑或其功能来看，这个时期都代表着一次彻底的转变，有人称其为“礼制革命”或“礼制改革”。[1]

更加直观的变化是西周中期早段流行的各式各样的鸟纹为更抽象和线条更粗犷的构图所代替，亦即几何纹饰。[2]

在青铜器的用途方面，特别是在随葬的礼制关系上，西周中期末，至少在陕西的中部，一种较大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以酒器为中心的随葬铜器的传统组合逐渐被一种基本上不见酒器的新组合所代替。[3]

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8-119页。

按：罗森的论文大陆不太好找，只好看《剑桥先秦史》中的部分。罗森没有写过Western Zhou History，就是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罗泰的论文还好找到了。他们确如李峰所说是从艺术史角度去研究问题。西周的“礼制变革”在西周中期已开始了。这可以参看陈公柔和张长寿对兽面纹的研究。罗泰说在西周晚期，则太晚了。李峰的《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见《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第383-419页。

按图索骥找到了罗泰的中文论文《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pp.651-676），粗粗地看了一遍。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具体地谈到礼制改革问题，而是主要讲座微氏家族铜器的断代。罗泰的想法是，从微氏家族铜器的风格来看，興（此字有“疒”字头，为方便暂写作“興”）制作的铜器种类和风格较前辈不同，如簋腹部的竖线纹、壶的波带纹，器类上多了盨、簠，还有两套“西周晚期”（晚期是罗泰的看法，故打了引号）的编钟。这种变化发生在興和其父墙之间，即“中晚期之际”。但罗泰此种看法的前提，是把興放到西周晚期，这和李学勤将興定在孝、夷世不同。于是他从興钟上的“高祖辛公”、“亚祖”上入手做出文章，把高祖说成是始祖（罗泰文中称“命氏立族者”），把亚祖说成祖辛。同时，他还认为墙盘铭中来见武王的“烈祖”很可能指好几个祖先。

按：2003年发现的杨家村窖藏，基本可以消除罗泰的这个争论，从逨盘铭文来看，逨的好几个远祖都称为“高祖”，不必强调是始祖之称呼。把墙盘铭中的“烈祖”想像成好几位祖先，更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墙、興之际发生的礼制变化的确是事实，这个时代定在西周中期后段是比较合适的。

Rawson的研究，看来在西方研究青铜器的圈子中，很受重视。但是她的书不好找，也许考古所有，还是先看剑桥史中她写的部分吧。

杨宽《西周史》现在看来，确是静态的研究，没有谈到中期礼制变革的问题。许倬云的书不知有没有涉及。

柿沼阳平《殷周时代的贝币文化的“记忆”》提供的线索：

柿沼博士虽然很年轻，但是史才和史识都很不错。他的文章原名是《殷周時代にわける寶貝文化とその“記憶”》[4]（我译成《殷周时代的重贝文化及其“记忆”》吧柿昭本人倾向于译为《殷周时代的海贝文化及其“记忆”》，因为“宝贝”或“贝币”都不太合适），译成汉语时拆成两篇，我引的是汉译的第二篇。柿沼研究了商周“赐贝金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即这类金文中父称中多有日名，且多带族徽，他于是命之为“殷系人”的金文。这个发现，如果承认张懋镕提出的周人不用日名说和周人不用族徽说的话（凡事不可绝对，张先生所说的一般原则），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柿沼在文中指出，西周中期後半（即林巳奈夫的“西周IIB期”）之后，赐贝金文大大减少，而册命金文激增。且白川静讲到此时正好是反映殷以来的神权政治的“作册”系诸官衰退，取而代之“史”逐渐抬头的时期。[5]

按：柿沼的研究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西周中期後段以後，礼制上殷文化退让于周人文化的趋势。虽然李峰认为，西周中期以後，王朝开始显示衰落之象，但实际上从礼制和政治制度上看，这个时期反而正是周人文化建设现出成效的阶段。此後，古老的殷文化在西周贵族社会中即使是徒具其表也难以做不到了。

问题是，现象很明显，但其後是什么人，又是如何推动了这一变革，真是很难说清楚。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提出的“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

罗森的主要观点，可以在《剑桥先秦史》的“西周考古”一部分中找到。她在“西周后期”一部分中单独写了“礼制革命”。我想还是把这部分翻译出来。

笔者在上述章节已论证在西周中期（公元前10世纪）铜器和玉器的形制有显著变化，并牵涉礼制和墓葬制度，乃至宗教信仰。从茹家庄、扶风黄堆、沣西的墓葬材料可以看出，这次影响深远的变革所涉及的范围：出现一些新的青铜礼器，南方的铜钟进入中原，整部马车或其部件殉于墓内而不是放置于单独的车马坑里，墓葬中玉器及玉制饰品增多。译者按：马车殉葬于车马坑抑或置于墓中，是否西周中期礼制变革的一个反映，还需进一步考察。以上章节已论证很多变革用了超过50到100年的时间得以完成。但是，在今天西安附近的西周都城，这些变化（特别是礼器形制）却好像在短时间内实现，变革成为制度，罕见例外。一种铜器组合基本转变为另一种铜器组合，这促使笔者称之为“礼器革命”。这一变革有时代在夷、孝、懿王之世，从公元前899/97至858年。

已知墓葬（窖藏）材料中没有两种风格混合的现象，即以上章节描述过的那些（种类的）西周中期铜器，比如有光滑圆转的外形，有鸟纹，或裘卫组器去繁趋简的风格；及本章开头插图中（图6.6）微伯疒兴组器所见西周后期铜器上的粗线条装饰。译者按：疒兴组器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距笔者所谓“变革”时代最近的茹家庄墓葬，包含西周中期礼器的各种器型，既有简单风格的铜器组，又有外来风格的器物。这种混和现象似是地方因素偶然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中央变革的影响。

周原扶风县强家村的一个墓葬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状况（图6.26）译者按：即1981强家M1。此墓整体结构具有西周特色，有层级墓穴，其中心位置有一棺，一组礼器放置在二层台上。墓中的器物组合和玉饰与较早的墓很不相同，即使和弓鱼国墓随葬品相比也有差异，当然和西周中期早段墓（如出伯冬戈器的墓）随葬品也不相同参见《文博》1987.4：5-20。强家村的铜礼器可分如下几小类：4个体积依次变小的鼎，4个相同的鬲，4个相同的簋。鬲和簋都有着新风格（依据陶器形态制作)，反映了从茹家庄墓葬开始出现的变革。还有一对大铜壶，堪称另一项革新。它们和铜簋一样，是很结实的器物，比此前的同类器物要重得多，需要好几个人才合作能抬到坚固的祭台上，以供展示之用。在强家村墓葬里，也有一些旧式器物，如一个小的双耳簋。但它看上去不起眼，很难想像会和新式簋一起使用。它可能作为过去的遗物而置于墓中，以纪念其从前的主人，就像其他一些墓葬中也随葬有古物一样。此墓反映的礼制变化似乎相当彻底。这个墓里还出土了一批做工复杂的玛瑙珠、玉版串饰，也不见于较早的墓葬强家村墓葬在周原的召陈村展览，但还没有全部公布。井叔墓出土有一批玉器，精致程度不及强家墓葬，但可参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二十九号 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纪念》（北京：科学，1993），第188页，155号。在强家墓葬落成的时代（大致即本章所述从西周中期向晚期转变之时），墓葬制度、礼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随即反映在铜器和玉器的制作上。

扶风庄白1号青铜礼器窖藏把这些变化展示得尤为明显：到了微伯疒兴这一代，铜器组合突然出现了新形式（图6.6）。大多数商式酒器（如爵、觚、斝、方彝、觥）已使用得越来越少，到此时则彻底消失。在同时代的周人弃用商式铜器後，微史家族似乎仍长期虔诚地保留了一些商式铜器，但到了微伯疒兴这一代，他们也改变这一传统。与此同时，周人通常使用的酒器（如卣和尊），也突然转变为个体很大的酒器（主要是壶）。即此时，和酒有关的礼仪都要用到铜壶了。

鼎和簋等食器，在礼仪中的角色也发生变化。在较早时候，不同形制和纹饰的食器可以一起使用，此时则倾向于使用形制相同的铜器译者按：原文用tripod似指鼎，又用basin一词，意思是盆，让人有点糊涂，这些同样的铜器可以看成一个亚群。这些铜器上铸造着相同铭文，如微伯疒兴簋。器形和铭文的普遍雷同，和较早铜器的多样性相比，完全不同。上面讨论过西周的前两个时期，即西周早、中期，那时相同的铭文似只铸造上相互匹配的铜器上，如豐卣和豐尊（图6.1c-d），但它们一般有不同的用途。新式铜器的造型通常十分简单，和商代与西周早期的工艺水平相比还显得粗糙，但成排的鼎、簋放置上光线昏暗的宗庙里应是非常壮观。下文将论述这些器群昭示主人有着特殊的地位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期第84-98页（上），1979年1期第83-96（下）又，李学勤著、张光直译：《东周与秦代文明》（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第461-462页，有段讨论徵引了《公羊传》卷四7a何休注（桓2）。为什么在西周晚期铜器已有这种社会功能，还不得而知。但成组铸造器形、纹饰简单又相同的坚固铜器，或许是显示器主的重要身份。而且，铜器铸造成一个样子，对于衡量个人财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简易的做法。因此，鼎、簋形制的变化，使它们更易成为衡量财富增长的砝码，也成为器主地位的标志。

鬲、豆、盨，过去多为陶、漆、竹制，此时也通常用青铜铸造。这种变化背後的动机还不知晓。推测当时参与祭礼的卜祝及其主人希望用这些器物增加青铜礼器的种类。这些器物已有很长的使用史（特别是在周人生活之中），但较早时候它们还未纳入铜器铸造之列参见罗森对青铜以外其他材料器物来源的讨论，见《赛克勒氏藏西周青铜器》第1卷第105-113页。

最後要提及的新器种是钟。如上所述，钟可能经陕西西部的路线由南面传入陕西。经过50年或更多时间，到了微伯疒兴的时代，外来的钟被引进并列入青铜礼器之中。也就是说，此时已接受外来器种。钟给礼制加入了新的因素，即音乐。虽然殷墟墓葬中也偶有钟出土，但目前还说不清楚在西周中期后段之前的陕西都邑中它们有何种用途？那时，它们似乎并非必要。在礼器中增加钟，和加入其他各种奏乐器物一样，大概是让礼制与早些时候大不相同参见罗森对西周晚期青铜钟来源于南方及通过陕西路线传入之可能性的讨论，见《赛克勒氏藏西周青铜器》第2卷第123-129号。

上述青铜礼器及钟并不仅是与西周中期前段的铜器（如扶风县强家M19或冬戈墓出土铜器）组合不同那么简单，那些较早铜器的器主所实行的相关礼仪也不会同于新铜器的器主，因为仅从新铜器的重量上看，就知道它们难以抬动。事实上，礼制的可见影响也很有可能被转型译者按：这句很难懂，原作the visual effects of the rites were also likely to have been transformed。微伯疒兴组器中坚固沉重的鼎、簋，与宝鸡纸坊头M13出土的富于变化的铜器（图6.12）相比，其影响不会相同。而且，程式化、雷同制造的青铜鬲、豆、盨与此前用其他材料（如陶、竹等）制作的同类器相比，视觉和整体感觉也肯定不同。新器种和钟展现的画面、应其用途而产生的行为、以及伴随而来的音乐，都反映了礼制上的变化。对礼制作一些新的阐释，看似很有可能。这种转变或许不能简单视为风尚所致。

新的礼器组合反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观，这和过去的铜器组合背後也有某种意识一样。例如，礼器有更大的体积，相对来说更规整，再加上钟乐的使用，使我们推测当时的礼仪重视器物重量和音乐，这或出于现时世界中参加仪式的人们的需要，或出于祖先和神灵的索求。铜器数量和形制十分规范，表明当时对某种秩序的需求，而这种秩序要比此前礼制系统更为明晰。显示社会地位的方式也变化了，即从关注礼器的工艺水准和多样化，转变为展现礼器的重量、数量和规整。如果当时的铜器制作规范清楚详细，或许反映着周人欲通过礼制维护社会秩序的热情（这种秩序相对不变）。西周早期铜器形制似乎随着时间而演变（以十年计），西周中期铜器也至少在表面设计的质量quality of surface design方面有所变化，但西周晚期铜器则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形制，在100多年的使用时间里，不管哪位器主，也不管何地，铜器的变化微乎其微。那时中央对礼制似乎有很强的控制力。

相应的，铜器铭文似乎也没有变化，在表述事类、内容和字体这几个方面好像有统一的模本一样。如上所述，此时铭文字体似乎仍很依赖早期书写形式，故有一种复古倾向。复古迹象从某些器形中亦可看出来，如方座簋。看来这种“对过去的兴趣”一方面在于复制古老的器形和字体，一方面在于收集历史更久的铜器and second in the collection of older bronzes。有铭青铜器基本出于窖藏，是其特色。那些时代较晚、在此讨论的铜器，铭文书写得漂亮但内容却是套话。当然，也有些窖藏青铜器有其独特的内容，如庄白1号窖藏史墙盘和董家村窖藏裘卫诸器。

有铭青铜器窖藏反映的秩序和组织，首先见于陕西，在此处也最为典型。大多数窖藏青铜器制作于此，而且如本章开头所说，大多数窖藏发现于周原。这些窖藏的主要特征是，通常包含鼎、簋组合，这两种铜器在各种礼仪场合不可或缺。因此，岐山县董家村和西安附近的张家坡的窖藏均出土有大型铜器群董家村窖藏见《文物》1976年5期第26-44页，张家坡窖藏见考古所编《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文物，1965年）。但在西周都城丰镐地区，则罕见与周原青铜器窖藏类似的遗迹，或许祖庙多建在周原而非在都城。还有一种概率很小的可能性：居住在都城的周人与在周原的族人相比，更有戒备心，得以携带铜器一起逃跑。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周人带着一定数量的西周早期铜器东迁译者按：原文即作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s，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西周早期铜器”而非“晚期铜器”，难道是罗森的笔误。例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前八世纪）随葬有许多古老的玉器，铜器方面则只有复制品罗森原注：复制铜器指其形态徒具古老的风格，而没有所模仿原器的用途，是为了充实随葬品而制作，其目的是沿袭早期或祖先的礼俗。译者按：明器？由此可见，重要的青铜礼器被留在原地。

当周人东迁时，他们将铜器埋藏于窖穴之中，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实实在在的财富。铸造铜器的青铜当然是昂贵的。周人显然不想看到这么一大批资源落入敌人之手。但是铜器上的铭文说明它们还有着特殊的价值。那些早于主要窖藏青铜器的有铭器物也可证实这一看法。事实上，窖藏就是妥善保护的档案库，因为铭文中有重要的历史记录。此後在中国其他地区，有铭青铜器则少有埋藏。因此，西周有铭铜器没有被带到东方，或者说即使逃跑的周人携带了类似铜器，它们后来也丢失或被熔重铸了。在以後几个世纪，有铭青铜器相对罕见。

西周晚期铜器体型通常很大，说明当时有充足的财富铸造大器物。有几个很大的鼎令人印象深刻，如强家村一坑出土的师【才食丮】音在鼎、大盂鼎译者按：这个年代比较早，康王时期，罗森搞错了吧、大克鼎，以及眉县杨家村大鼎。然而，这些铜器很少随葬在墓中。如沣西的西周晚期墓葬，好像就没有出土铜器。另外，在陕西以外地区，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发现过西周晚期的大型青铜器群。这一看法并绝对，主要例外是山西南部侯马附近的晋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河南和山东也出土有西周青铜器。但大多数因有一些西周晚期器物而被定在西周晚期的墓葬，其断代或许应定在东周早期。

译完了罗森“礼制革命”的大一段文字，感觉她所说或许有些道理，但触动也不是很大。她所用材料现在看来要补充，在叙述上也偶有不准确的地方，她喜欢用seem，这没有错，但文风不是很严密则是个问题。感觉她和张懋镕的研究有类似之处，都注重青铜器器形；另外也具备西方学者所长的动态分析方法，善于构架理论。翻译很费时间，可是不一点点的翻译，就不可能了解她写作的细节。我想，她当初写书的时候，一定也碰到过不太明白的问题，也有略微急躁的时候吧。

和国内现有的西周考古概论相比，罗森的研究还是更细致，并有独到见解，可以说是略胜一筹。

[1] Jessica Rawson罗森, “Statesma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1989), pp. 89-93;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pp.433-440. 另见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1997），第651-675页；Late Western Zhou Taste, Etudes Chinoises 18 (1999), pp.155-164.应当注意的是，罗森将这一变化定在了西周中期范围内，具体讲即是懿王、孝王、夷王时期，从公元前899/897至858年。而罗泰则坚持称之为“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他认为这次改革发生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见Rawson, Western Zhou History, p.434; 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 pp.150-151; 特别注意第151页注4。

[2] 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 pp.155-174.

[3]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p.102. 在考古学上对这一现象更早的观察，见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1981），第62-63页；李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第392页。

[4] 工藤元男、李成市编《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雄山閣，2009年3月，4-46页。

[5] 白川静：《作册考》，《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平凡社，2008年。

李亞農：《西周與東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

第126頁

在東周封建制的發展中，周天子雖因為已無地可封而停止了“建國”，諸侯們則因為疆土的擴大而繼續“立家”。所謂立家，即分封子弟們以采邑，或任命之為卿大夫。這種分封，有的大到了幾乎與建國無異的程度。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了鄭莊公封京城大叔的情況，稍後，又有晉穆侯封其少子桓叔于曲沃之事。桓叔以諸侯子弟的身份，而竟稱曲沃伯，其貴可知。由於曲沃伯的勢力盛大，在三十六年之後，竟取晉侯的地位而代之。莊公十六年，周天子只得“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各國諸侯鑑于“偶國”（一國而有二首都）的危害性之大，在初封子弟或任命卿大夫之時，雖儘可能防止貴族卿大夫佔有廣大的地盤，但是，這些貴族卿大夫也都學會了一套大魚吃小魚的本領；分封之初，地盤即或不大，而經兼併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晉國的祁氏之田，竟可劃分為七個縣治；羊舌氏之田，亦可劃分為三個縣治；可見這種第二級的封建領主，也並不是太小的封建領主。

之所以重視這段話，是因為李峰《西周的滅亡》里也討論過周天子在“王畿”內“以恩惠換忠誠”，不斷封地，逐漸削弱的說法。

第106頁

我們知道，周族入主中原的時候，他們還是目不識丁的野蠻民族。一切文化工作，都得由殷舊貴族來幫忙。作冊、御史一類的史官，全由殷人獨佔。西周金文中記錄下來的史官，無一不是殷人。作冊令和他的兒子大，可以作為這種人物的代表。在西周從事于文化工作的職務的，似乎都是世襲。令的職務是作冊，他的兒子大的職務也是作冊。

這段話很有道理，我是一直這么看的：西周早期，周承殷制；西周中期，才有了變化。有學者說，這個變化在史官上也有反映，即從作冊變成史某。殷人在文化上影響很久遠。

第41頁

東國是殷人抗周最頑強的地區，而周人征伐東國所用的部隊，又少不了殷八師，于是殷舊貴族又變成了周人唆使殷人自相殘殺的工具。西周初期的歷史，是一篇鮮血淋漓的民族鬥爭史。

這個李先生，文筆好像寫劇本，太有鼓動性。:) 殷八師，還是由周人組成的吧，因駐紮在殷而得名，如西八師和成周八師，師前面都是地名呀！

這兩天上午各抽一小時讀上海古籍版的《春秋經傳集解》（這個版本是簡體字，是個缺點），目的是看杜預的注。讀後有些問題，暫記於此，備忘。寫劄記很花時間，故只好先寫隱公元年，以後有空時再一年一年地寫下去罷。

《左傳》春秋十二公，張政烺先生說是取天之大數，和秦公鎛稱“十有二公”一樣。這十二公從前記了多次，也不牢固。記憶最好的方法是反覆，還是按“隱11、桓18、莊32、閔2、僖33、文18、宣18、成18、襄31、昭32、定15、哀27”這樣的順口溜死背下來罷。從在位時間看，閔太短、隱較短，其他各公還都在15年以上，乃至30餘年。魯國國勢還算是相對平穩。

春秋國君稱公，已很普遍。與西周時期諸侯普遍稱侯形成鮮明對比。1998年平頂山應侯墓地M8出土之應公鼎（應，武之穆也），作器者自稱“應公”，時代在兩周之際。而西周時代，王室卿士（執政大臣）方可稱“公”、“伯”（絕不稱“侯”），如“周公”（入春秋亦稱“周公”）、“明公”（也是“周公”？）、“召公”（官大保）、“井伯”、“榮伯”，又如見諸禹鼎、多友鼎之赫赫有名的“武公”等等，古書所載“畢公”、“祭公”等亦類此。於此相對，西周諸侯國銅器銘文，有“晉侯”、“匽（燕）侯”、“應侯”、“魯侯”等等，《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大盂鼎》“隹殷邊侯甸雩殷正百辟”，《夨令方彝》“舍三事命，眔卿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等材料都說明殷末至西周早期存在內外服制度，諸侯屬於外服，侯為其最高者，事實上，殷末卜辭中還能看到東侯、西甸，到西周時代“侯甸男衛邦伯”就只常見侯了，甸、男幾乎不見諸金文。總之，西周時代的侯、公、伯似不能混在一起討論，春秋以降，諸侯則普遍稱公，其原因或與王室衰微、諸侯坐大有關，容待細考。

春秋諸侯稱公，另有一重要因素不可忽視，即所謂某公多為謚號。如魯惠公、隱公，鄭武公（其夫人武姜亦從其謚）、莊公，等等，其生時則未必稱公，故《經》隱公元年載“鄭伯克段于鄢”，不稱“鄭莊公”也。

諸侯稱公的問題暫時討論到此，以下為正式札記。

我想分事類來記感想，雖然《春秋會要》之類的書早就這樣做過，但記自己讀書心得又是一回事，看能與前人暗合多少罷。

先談談女名。

魯惠公元妃為孟子，繼室以聲子（聲子生隱公），又娶宋武公女仲子（仲子生桓公）。元妃之稱，似未見諸更早文獻及古文字材料（待查），元有“首、大”之義，殷卜辭中有“元示”。但不知此處為何不稱孟子為“夫人”，可能是強調她是始娶之婦吧。杜注指出“子”為宋姓；聲子蓋孟子之姪娣，聲為諡，並說“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可宋之同姓國有幾個呢，聲子還應是宋國之女。《經》《傳》隱三年稱聲子為“君氏”，杜注說因葬禮不周，故不稱夫人。如此說來，君氏並非尊稱，顯然不如夫人來得鄭重。有學者把《琱生尊》《琱生簋》中的君氏與《左傳》君氏比附，看來還是要謹慎。仲子之仲，同於孟，乃是排行。但女子排行老大，也有稱伯者，如《經》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載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大概是一種政治聯姻所造的煙霧，只能證明她毫無主宰自己命運的事實罷了。《傳》隱元年秋七月，稱仲子為“子氏”，與武姜稱“姜氏”同。（魯、宋通婚）

《傳》隱元年，鄭武公所娶武姜，申國女也，從夫之謚。武姜生前之稱必不帶謚號，故鄭大夫祭仲稱之為“姜氏”。此可證申為姜姓，惟杜注以為此申國在南陽宛縣，周平王母之申國是否在南陽，李峰對此有異議（《西周的滅亡》）。《傳》又稱武姜為夫人。夫人是指國君之母，抑或指國君之妃？《經》隱二年十有二月載“夫人子氏薨”，杜注說，此事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看來夫人之稱，似強調國君之母的身份。（鄭、申聯姻）

《經》《傳》隱二年載，紀裂繻逆魯女伯姬之事。此女似不被看重，無傳，不知是否魯公之女。（魯、紀聯姻）

《傳》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莊當為謚，杜注未明言。又載，衛莊公又娶厲媯，其娣戴媯，杜注說厲、載皆謚。（衛、齊聯姻）

由女名可知，姬姓諸侯與姜姓、子姓之國通婚，這是事實，有較長傳統。要看懂古書，得對人名有清楚的了解，但這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標，女名背後的“政治”聯姻及諸侯之間的關係，更加有趣。

男名。

女子稱姓，男子稱氏。但《左傳》中男名情況較為複雜，還牽扯到貴族等級、出身等因素，對於研究春秋史頗有價值。在以上討論魯十二公時，已說到春秋諸侯稱公多為謚號，如魯惠公、魯隱公、鄭武公、鄭莊公等等。杜注引《謚法》曰：不尸其位曰隱，愛人好與曰惠。以此例之，魯桓公之桓亦為謚。桓，金文習見，多用來稱頌先人，多從辵，勇武之義。

《經》《傳》隱公元年載，隱公初攝政，欲交好於毗鄰的邾國，與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邾儀父即邾子克，克為其名，儀父其字。因當時還未受周王賜命為諸侯，故不稱其爵（子）。稱其字儀父，是“貴之也”。杜注說，“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按：此邾國在山東鄒縣，棗莊市又有小邾國墓地。與隱公會盟時，邾似還未得到周王錫命為諸侯。邾雖小國，魯國卻也不能小視，故與之盟。但所謂子爵，似不見諸甲骨金文等出土材料。小邾國墓地出土銅器稱其君為“邾友父”（與邾儀父稱名方式相同）、“邾君慶”，皆不稱子；小邾國銅器銘文中人名又有“邾公子害”，是小邾國君之子亦可稱“公子”？

2010年6月25日補，《中國歷史地圖集》已在邾（鄒縣）之南，今滕縣附近標出小邾（郳），與小邾國銅器可相互參證。

《經》隱元年記“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者，當是魯國史官當時所記，故不稱其謚。鄭莊公因其父子兩代任平王卿士，很可能以是之故，方稱“伯”。鄭莊公之名為“寤生”。“段”是其弟之名，段因居京，又稱“京城大叔”，是以地為氏。據《經典釋文》，大音“泰”。杜注說“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于衆臣”，或能解釋“大叔”之義。《傳》又稱段為“共叔段”，杜注說“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是亦以地為氏。

在鄭伯克段的故事中，提及的幾個人物。武姜和姜氏是一人，申國之女，即寤生和段之母，姜氏是她活著時別人對她的稱呼，武姜是其謚號，即從其夫鄭武公之謚。還是是勸莊公不要把京賜給段的祭仲，杜注簡單地說“祭仲，鄭大夫”，不是很解渴。周王有卿士曰“祭伯”（王之臣曰“伯”很正常，如鄭伯之例），應與祭仲有血緣關係，但遠近就不可考。“仲”自然是與“伯仲叔季”相關，但此仲在氏之後，還是要再思忖。祭仲這個人很是精明，莊公讓段多行不義而自毖，他聽後就很明白了。祭仲明白了，可有人還蒙在鼓里，即有些莽撞的公子呂，據杜注，也是“鄭大夫”，即下文之“子封”。公子某之類的名字，此後會在《左傳》中大量出現，很像是殷墟卜辭中的“子某”，公子顧名思義是諸侯之子，某乃其名。子封，則當是公子呂之字。還有給鄭莊公出主意與其母和好的潁考叔是潁谷封人（杜注說封人是典封疆者），也可能是以地為氏，叔雖常用為排行字，但此處放在人名最後，則不好說是怎麼回事？

《經》《傳》隱元年，秋七月，有受周平王派遣歸魯惠公、仲子之賵的宰咺，杜注說：“宰，官，咺，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杜注說，“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是以伯為爵名，按王之卿士方稱公、稱伯，鄭莊公為王卿士，故亦稱鄭伯。祭氏在西周時期即以為王卿士，見諸《周語》勸穆王不征犬戎的祭公謀父。杜注所謂祭國，未具體說地望，當在王畿之內。

《傳》隱元年載共叔亂後，衛鄭互伐一段，提及共叔段的兒子叫“公孫滑”，又提到不聽魯隱公話和鄭人結盟的公子豫。滑為鄭武公之孫，稱公孫當然沒有問題。公子豫是否魯惠公之子，史書未載。問題是，公子呂、公子豫、公子益師、公孫滑這些諸侯之子、之孫，是否在當時就冠以“公子”、“公孫”之名，還是後來史家追記？這個問題有待討論。

《經》隱元年載魯“公子益師”卒，《傳》稱“衆父”。杜注以為益師為名，衆父是字。此人與公子呂的身世，都不太清楚，只能知道是魯公之後，但不知出于哪位魯公。《傳》載隱公未臨其小斂，以為不合常例，故公子益師在魯公室中的身份不低。

官制。

總體感覺，春秋時代參政貴族尚無細致的職事分工，官名不多見。

《傳》隱元年。鄭祭仲、公子呂（子封），杜注都說是大夫，二人地位、聲望應當不同，都對叔段的問題發表意見，二人中只有公子呂直接參加伐段的戰鬥，這和其勇武有關。看來當時的公室職事分工，是按大夫們的個性和能力來決定的。

《經》《傳》隱元年有“宰咺”，杜注以宰為其官。此事其職事是歸贈。

都邑封疆。

《傳》隱元年載鄭大夫祭仲語，“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云云，所述當是王朝制度，而且祭仲還明言是“先王之制”，春秋諸侯無稱王之例。據此，都城或當指諸侯都邑。西周金文中的國，據陳兄學生小鄢的研究，當讀如域，這個看法俺也贊成。不過祭仲說的國，似指周王都城。杜注的意見是，“方丈曰堵，三堵為雉……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他把都直接理解為諸侯大夫的采邑。雉字，見于卜辭，常見“雉衆”，用為量詞之雉是否假借？

《傳》隱元年“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杜注說“鄙，鄭邊邑”。殷墟卜辭中常見鄙，是指國土靠近邊界的地方，鄙中有邑，詳見羅振玉《菁華》大骨之一。據《傳》所載，段所居之京當然是在鄭國西北部，故他欲控制西、北邊境諸邑為自己積蓄實力。

盟誓。

《經》《傳》隱元年載宋人與魯盟于宿。其起因是，魯惠公末年與宋發生戰爭，敗宋師于黃（據杜注，黃是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隱公即位伊始，想與宋和平相處（求成），故九月與宋盟于宿。據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此地近于魯（在魯之北）而遠于宋，選擇這個地點顯然于魯有利。宋君當然要來與盟，但書闕未載。據杜注，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那么宿君也與盟了。

軍事。

各國之間戰爭從隱公元年就開始了。平王東遷之後。

《傳》隱元年，鄭伯克段，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伐京，依杜注說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15000人，對于一個鄭國而言，算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據殷墟卜辭所載，在商代，一萬五千人的軍隊已是很大的數目。）看來鄭莊公之所以敢放縱叔段，還是對自己所能控制軍隊頗有信心。

鄭伯克段的后續影響較大。據《傳》隱元年載，共叔段之子公孫滑跑到衛國，衛國以此為藉口伐鄭，一直攻取廩延（杜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此邑曾是共叔段勢力範圍所至最遠的地方，看來此地是軍事要地。鄭莊公展開反擊，因他父子兩代在為平王卿士，竟然把王師（周王部隊）和虢師也拉來一起打仗，進攻到衛國南部邊境。鄭國又讓邾國出兵相助，邾子（邾國之君）讓魯國大夫公子豫一起去，魯隱公不同意，公子豫徑自去了，和邾人、鄭人在邾地叫翼的地方結盟。《傳》只說公子豫和邾人、鄭人盟，可推想邾子會去參加，但鄭伯是否親自與盟，則不可遽定。

《傳》隱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注說，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夷不告，是不告于魯，還是不告于天子？不書是指不書于《經》，可能是不告于魯。紀、夷、魯之關係待以後再梳理。

喪葬。

《經》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諸侯之喪，周王有贈死弔生之制。《傳》批評說，宰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故非禮也。因為魯惠公已下葬，宰咺來晚了，而仲子還活著，又來早了。這件事透露出周平王對傳統禮制胡亂應付的態度，是怪不得宰咺的。當然，周魯相距較遠，訊息交通不暢，也可能是導致平王在歸賵這件事上犯錯的原因。《傳》于此處有一段重要文字：“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這就是說，葬禮不完全是哀悼死者的儀式，更有著加強政治聯繫和維系社會關係上的作用。

《傳》隱元年十月載改葬魯惠公，因隱公未參加（“弗臨”，杜注認為隱公以桓公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不書于經。對于這次改葬，《傳》的解釋是，惠公之薨有宋師，葬有闕。但不知是否與平王歸惠公之賵有關？

《傳》隱元年載公子益師（衆父）卒，魯隱公不與小斂。杜注說：“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災異。

《傳》隱元年（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杜注說，蜚，負蠜也。按，即蝗。農業社會，蝗災的破壞力一直不可小覷。殷墟卜辭所載“寧秋”，秋字寫成有觸角、有翅的昆蟲形，唐蘭先生認為就是“龝”字，據此說，甲骨卜辭“秋大爯”是蝗蟲大作，“寧秋”是祈求鬼神祛除蝗災。從《左傳》的啟示來看，殷人告于鬼神的蝗災應已危及當時的農業。

其他。

《傳》隱元年“新作南門”，作字用法與殷墟卜辭中“作邑”之作用法一致，可視為古書與出土文獻相互發明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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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重又細讀《左傳》的最大感想是，春秋早期歷史可用來推測西周后期的形勢。西周史料太少，中后期更是匱乏，從春秋初年的諸侯同姓攻伐、甚至鄭伯拉上王師一起卷入混戰的情形來看，西周晚期諸侯的確是逐漸坐大，相互獨立，各具利益，已無法服從王命，休戚與共，這是西周滅亡的一個歷史因素，分封制的弊病到春秋時代已顯露無疑，西周王室逐漸淪為強權夾縫中的小國。

另一感觸是，《春秋》、《左傳》中的文字，及敘事方式竟有與出土材料十分接近者。這讓我更加強了如下想法，即商王室史官的筆法對西周乃至春秋時代影響很大。事實上，西周早中期，史官由殷人擔任，是長期以來就為大家認同的看法。

此外，就是對春秋初年，諸侯國內貴族政治的寬鬆印象很深。公子呂在鄭莊公面前說話那么率直，公子豫不聽魯隱公的話答應邾子之請出兵助鄭，這在帝國時代是不可想像的。我以後會重點注意下這一點。

話說，魯隱公是個很低調、保守的“好人”，他遵守祖制，奉幼弟為太子，也不愿多事，比起鄭莊公可謂是內斂得多，可是作為一國之君，這種性格多少是有點懦弱。我們且看他以後的人生之路罷。

讀《左傳》，地名真是一大問題，只好暫時還藉助《中國歷史地圖集》，沒有精力一一考證。好在這些地名還不像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中的地名那樣難以捉摸。

工作这方面，课题基本上没有怎么做，大部分时间花在备课、讲课，准备会议论文（5月份北师大商周史会和10月份北京古文字会）和写其他文章（2008甲骨金文动态）方面，和师兄弟们一起整理大系批注，以及最近看学位论文也着实花了一些时间。网站管理方面，同事帮助更新甲骨缀合的成果，压力减轻不少。其他诸如给朋友们买书，倒也不费事，都是让卖书的人送来的，只是要花点时间邮寄。由于历史名词审定这个课题抓得最紧，今年开了两次会了，每次开会前都要紧张几天，这两天还要花时间做这个。其他课题，也要好好得动手大干了。

在读书方面，因讲课的原因，古书和说文是看得较多一点。但大家很重视的清华简却一点没有看，虽然李先生介绍的文字，同事已寄了来。另外，一些新铜器材料，也顾不上看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抽时间也要看一下。

和朋友交往方面，除却甲骨学同行朋友常有缀合新作发表，时不时看以外，乐园也常来信聊聊一些问题，如论甲骨文“袁”字、“祀”字，司母戊是否妇妌，妇好墓是否真是一座王室大墓，种种问题，觉得他想得很细很深，这是我不及的。他很慷慨地送我《鲁拜集》，也是今年的收获之一，真是很精美的一本书。小牛兄基本每周一见，又常在推上聊天，特别对怎么研读《尚书》，帮助不小。他阅书之多，对学术师承源流之熟悉，让人佩服。

魏兄也时常发邮件过来聊些问题，但我看书不够，做的又很窄，有点问题真是谈不好，如他读李峰《西周的灭亡》後对西周地理发生兴趣，问我史念海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胡谦盈先生的治学方向，我都说不太清楚。他的一个学生立志研究徐国铜器铭文，我对此也不甚了了，也只好在中国知网上查到一些学位论文介绍给他。看来，教学是很有助于学问视野的扩大。

也有收到学界同行赠的一些书，这两天应抽空寄书回赠，以示谢意。

和高中同学（也是从小玩大的朋友）在北京吃过两次饭，虽然大家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一起谈天还是很有兴致。特别是谈到照顾双亲的责任，大家都颇感同身受。

单位今年组织旅游，又没有去。太远了，也没有兴趣去。不过，很积极地去参加5月初所里组织的青年座谈会，认识了很多新人。这种活动过几年就不能参与了，正稳步向中年迈进了。:)

女儿的小学生活还算平稳，老婆近日来代替我接送她上学，又积极做饭，让我轻松不小，多了些看书时间。

最近，养了好几年的两条小鱼（金娃娃和银娃娃）都死了，是我疏于照顾，长时间不换水的罪过所致，把它们都埋在楼下的小花园里。

总之，很平淡的上半年，有时很累，有时快乐，有时kill time，人生就是这样。